玄武门之变后，李世民开启大唐贞观时代，民众渴盼已久的太平岁月，终于再次降临。此前，只有隋文帝短暂实现了统一与和平，但在隋末战乱中，生灵涂炭的景象反复上演。上溯至西晋末年，自八王之乱后的两三百年里，中原几乎就没太平过。
或许李世民与初唐群臣具备了较为清晰的历史断代观念，意识到自己处于一个历史转折期：从此开始，历史掀开了新的一页，而对于此前的历史，也要有明确的总结与评判。尤其是天下腥膻的两晋十六国历史，更应该得到一个系统的官方叙述。
十八家晋史的难题
自西晋灭亡后，天下关于谁是正统的问题，一直没有统一意见。没有长期占据中原的政权，也没有真正一统天下的帝王，两晋十六国的历史叙述，只能是混乱的，存在各自表述而又相互矛盾的问题。
《晋书》监修房玄龄当然也知道这些情况，他需要从大量晋代史料中找到明确的历史线索，分门别类、有条不紊地来开展编撰工作。房玄龄与编修团队一起，在可见的史书中挖掘了不少有价值的史料，还结合当时官方掌握的其他史料，在适度取舍之后，完成了最终被认定为晋代正史的《晋书》。
李世民点评司马炎
西晋开国之君司马炎，在《晋书》上的形象相当包容，威严不足，温和有余，似乎不是一个强悍的开国皇帝，而是一个被利益集团推举上位的吉祥物。
李世民对几百年前这位开国君主的评价，却是从仁义角度切入的。司马炎的优柔寡断，在李世民眼中似乎不是缺点：帝宇量弘厚，造次必于仁恕；容纳谠正，未尝失色于人这是相当高的评价了。当然，睿智的李世民也看出西晋迅速衰败的原因，就在于司马炎不知轻重，舍大取小。明眼人都知道，这是在讽刺他执意让白痴太子司马衷继位，为八王之乱埋下了巨大隐患。
李世民对此点评道：夫全一人者德之轻，拯天下者功之重，弃一子者忍之小，安社稷者孝之大；况乎资三世而成业，延二孽以丧之，所谓取轻德而舍重功，畏小忍而忘大孝。圣贤之道，岂若斯乎！虽则善始于初，而乖令终于末，所以殷勤史策，不能无慷慨焉。
《载记》专论异族君主
从历史写作的传承来看，早在司马迁写《史记》时，就有《匈奴列传》，并把匈奴君主的谱系，纳入华夏历史叙述的脉络中，是一种史学上大一统观念的体现。而书写两晋史，更加绕不开异族政权的历史了，而房玄龄他们的操作方法，与司马迁如出一辙，将五胡历史纳入官方主流叙事，但区别在于，不会把他们的君主都当成什么华夏正统，非要寻找一个上古圣王作为祖先。
西晋末年，匈奴人攻入洛阳，抢占中原，酿成永嘉之乱。这场祸乱不仅摧毁了西晋王朝，也消灭了数不清的世家大族。侥幸逃脱、南渡建康的人们，尤其是读书人，无法接受惨痛的现实，只能期盼北伐成功，夺回故地。
然而，偏居江南的政权，不论是东晋还是后来的宋齐梁陈，只能勉强自保，无力北上，甚至还得不时面对北方异族政权南下征伐的压力。因此，一些知识分子只能选择醉心山水，不问世事，还有人自觉接受异族政权攀附华夏正统的政治论述，哪怕他们自己也不愿意相信，但面对艰难的时局，也不得不逼迫自己相信了。
由此产生的用夏变夷观念，在当时十分流行。甚至在用夏变夷观念的逐渐影响下，一些异族政权的君主，发自内心接受了华夏圣贤的教诲，真正开始用严格的圣王标准来要求自己，前秦君主苻坚就是一个鲜明的例子。
苻坚：上古贤君的精神传人
然而，苻坚终究不是那个可以一统天下的帝王，淝水之战成为其命运转折点。苻坚兵败后，国内分裂势力蠢蠢欲动，或许苻坚无论如何都没想到，自己会落在曾经信任的姚苌手里。苻坚曾经封姚苌为龙骧将军，掌控兵权，但在自己危难时刻，却被姚苌落井下石。姚苌的权力欲望很大，想取代苻坚成为皇帝，便向苻坚索要传国玉玺。但苻坚却认为自己才是天命所归。见苻坚不肯让出传国玉玺，姚苌便以上古尧舜禅让之事，忽悠苻坚让位。但苻坚的正统观念很深，认为禅让是圣贤之间的事，姚苌根本不配跟自己提禅让的事。苻坚宁死都不愿意交出玉玺，甚至把玉玺送给东晋皇帝，也不愿意给姚苌，是因为在他看来，姚苌当皇帝并不存在合法性，无法继承大统，连偏安江南的东晋都不如。
传国玉玺象征着华夏正统，得到它的君主，才真正拥有了天命，在乱世更是如此。不过，姚苌等叛乱者并不会因为缺乏正统就不去争权夺利，他在杀害苻坚后，建立了后秦政权，好不容易由前秦短暂统一的北方，再次陷入兵荒马乱。《晋书》记录的割据政权，大多像流星一样划过历史的夜空，匆匆降临，又转瞬即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