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的冬天是从一盘石磨和一根扁担开始的。
按说在乡下，一年四季中，就数冬季最闲。但父亲却正好相反，冬天反倒是他最忙碌的一个季节。
常年有慢性胃病的父亲干不了太重的活。大概是我六岁那年的冬天，为了改变一下当时拮据的家境，父亲跟本家一个大伯学会了做水豆腐的手艺。彼时乡下还没有诸如电磨、打浆机等等这些先进的玩意儿，从泡黄豆到制成豆腐的全部过程都是手工，仅磨豆浆一个环节，父亲就得抱了那根胳膊粗的木杠，推着沉重的石磨转上不下几百圈。一圈十几步，几百圈就是几千步，相当于徒步且负重走了十多里的路。
父亲每天都起得很早，麻利地将卖豆腐所需的那些家伙事儿：枣木梆子、盘子秤，以及盛黄豆用的布袋子等收拾妥当，然后匆匆扒拉几口早饭，便用一根长长的扁担挑着，去五里外的县城叫卖。
因为我稀罕县城，父亲隔三岔五就会带上我。一路上，我是欢蹦乱跳，累了，父亲就将我一把抱上扁担后头那个几乎是空着的箩筐里，一颤一颤，坐轿子似的，极好玩。
父亲的水豆腐很受欢迎，每次只需沿着南城墙走一趟，清脆、响亮的梆子声便引出了巷子里的买主。不大一会儿，豆腐就销售一空了。这时，父亲总习惯找个僻静处，卸下扁担，然后就地一蹲，掏出烟布袋，熟练地卷一根纸烟，用牙龈处残留的饭渣粘好卷烟的封口，再用火柴点着，眯起眼睛，猛地吸一口，又缓缓将烟雾吐出来。那情景，就好像疲倦的土地开始享受收成后的那份安逸。
抽完烟，父亲用鞋底碾灭烟头，随后腾的一下站起来。我知道，我最渴盼的时刻就要到了。父亲拍拍屁股上的尘土，弯下腰问我：饿了吧？走，爹带你吃包子去。说这话时，父亲的语气很温柔，笑眯眯地看着我，这是我印象里最亲切温和的一张笑脸。
我立马答应，随后屁颠屁颠地跟在父亲身后直奔包子铺。包子是羊肉馅儿的，刚出锅，一咬，吱吱直冒油。每次父亲都给我买两个，每次我都是猴急地狼吞虎咽，有一回还差点烫坏了上颌。可每次父亲却不吃，只站在一旁笑眯眯地看着我大快朵颐。我好奇地问父亲：爹，你咋不吃呢？父亲用手摸摸我的头，嘿嘿笑着说：爹不吃羊肉。
这么好吃的东西，咋会不吃呢？我边吃边在心里犯着嘀咕。直到长大后，我才明白，父亲那是不舍得。
七岁那年我要上学，便不能再跟着父亲去县城卖豆腐了。为此，我还厉害地哭闹了几回，叫嚷着不想上学，其实心里惦记的是那两个香喷喷的羊肉包子
父亲最忙碌的时候，应该是过了小年后。因为他要开始加班做冻豆腐了。
冻豆腐的制作流程并不怎么烦琐，就是先将刚压好的水豆腐切块，再放到大锅里蒸一下，目的是挥发掉一些水分。晾凉后，再将蒸过的豆腐块一圈一圈整齐地排列在盖帘上，然后就是老天爷的事了。有时候父亲会蹬着梯子把盖帘托上房顶，或者直接放到不动烟火的某间闲屋里，只需一宿便冻得石头一样硬了。
记忆中最壮观的场面是每年的春节前夕，腊月二十五、二十六那两天，父亲都会特别多制作几块豆腐，且一律做成冻豆腐。只见堂屋的房顶上，那些四四方方的豆腐块密密麻麻地排列着，俨然秦始皇的兵马俑般，颇为壮观。不过这种壮观顶多也就维持两三天，就被父亲和母亲给收走了。原来那些冻豆腐是要送人的。父亲说，过年啦，让大家都尝尝。首先是几个族亲长辈和近邻，再就是亲戚以及和父亲很要好的几个老哥们儿。每家也不多，十几块的样子，然后用塑料袋装好，由我们一家人分头去送。刚开始，有两个邻居觉得好像有点无功受禄，非要给钱，但立马就被父亲一句话给堵回去了：街坊四邻地住着，过年吃几块豆腐还要钱，那不等于打我们脸吗！邻居便不再推让，欣欣然接过去，眼睛眉毛都在笑。
这一送就是十多年，从无间断，不知不觉竟成了我们家腊月里的一个保留节目。有一年冬天因为家里有事，暂停了卖豆腐的生意，可到了年底，父亲还是专门做了冻豆腐用来相送。直到后来由于身体情况，父亲实在是做不动了，这个节目才只好叫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