截至宋仁宗朝的北宋政治，已接近于理想状态，取得了帝制时期王朝政治的最好成绩：国家制度设计精美，近乎完美地实现了分权制衡，基本消除了强藩、宦官、权臣、外戚等因素对国家统一和皇权稳定的干扰，做到了百年无内乱。朝廷国家在政策的制定上能够顾及社会的承受能力，在国家利益与社会利益之间寻求平衡，避免过度扰民，真正做到了出政发令之间，一以安利元元为事。更为重要的是，截至仁宗朝，北宋政治中一直存在着实施有效的批评、纠错机制，其中包括复杂精密的舆论、监察、信息沟通制度，以及包容批评的思想基础和政治风气。
然而，从北宋神宗朝开始，我们看到的几乎都是破坏。最初的破坏发生在宋朝本身。王安石变法彻底改变了北宋政治，增收成了朝廷国家的第一政策诉求。雄才大略的宰相和年轻有为的皇帝互相支持、互相鼓励，造成了排斥异己的新风气，正常的舆论批评被斥为流俗，优良的政治传统遭到蔑视。新政策、新风气培养出来的新官僚，服从、高效、没心肝，只关心上之所欲，不关心下之所苦。对于这种变化，司马光痛心疾首，却没有能力改变。在司马光身后，士大夫集团走向恶性分裂，皇权膨胀，腐败加剧。到了南宋，朝廷国家长期承受巨大的边防压力，财政支出持续走高，理财之臣得到重用，皇帝与权相结合，继续挤压普通官僚参议朝政的空间，官僚的工具性不断增强。
宋朝政治的败坏，暴露了皇帝制度的死穴。尽管那一段历史转折通常被称为王安石变法，但真正的转折动力其实来自神宗皇帝他要开疆拓土、制礼作乐，大有所为以证明他本人及其血统的光荣与正确。当皇帝决心冲破制度与传统的约束，唯一能够阻挡他的，是整个官僚集团，特别是其上层的团结一致的集体行动。然而，总会有政治人物与政治势力对皇帝的欲望加以迎合不否认王安石有属于自己的更为远大的政治理想，然而当他把皇权从儒家经典、祖宗法度和天意人心的束缚中解脱出来时，就已经破坏了宋朝政治的根基。当然，哪怕到了南宋，华夏政治文化中一些原则性的基本共识仍然是存在的。尽管在实践上不断背离，但是在理论上，这些原则性共识仍然被认为是正确的、不可动摇的，这就是底线。
这些原则性的基本共识包括三点。
一是江山社稷的概念。皇帝、朝廷国家与天下苍生共同构成江山社稷，皇帝与朝廷国家承认并尊重江山社稷的整体性，承认朝廷国家与老百姓之间存在共同利益，承认并敬畏天下苍生所具有的可载舟亦可覆舟的集体力量。
二是人格平等的概念。君臣之间存在着抽象的人格平等，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皇帝承认并尊重士大夫的集体人格，承认他们对儒家思想的解释权力，不以政统而灭道统。
三是皇帝承认批评和监督的有益性，对批评采取相对开放的态度，接纳来自士大夫的劝谏。
金元以来，北方民族入主中原，野蛮征服文明，这些原则性的基本共识开始遭到破坏。金朝皇帝挥舞鞭杖，对待官僚如同对待奴仆。元朝实现了长城南北大中国的统一，然而在元朝治下，政治文化却发生了两大倒退：在国家性质的认识上，从江山社稷天下国家倒退为家产制国家，元朝国家成了成吉思汗家族的私产；在君臣伦理上，从具有抽象人格平等的君臣关系变异为主奴关系。
从天下国家倒退为家产制国家，等于否定了皇帝、朝廷国家与天下苍生之间存在整体利益，天下苍生彻底沦为蒙古贵族奴役、剥削、压榨的对象。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之下，元朝国家不可能再费心寻找和维持朝廷国家利益与社会利益的平衡。在宋朝的君臣关系之中，君臣人格平等，臣子依靠儒家经典、祖宗法度和天意人心，可以获得引导、劝谏皇帝的权力。在元朝的主奴关系中，奴婢对主人只有服从的义务、服侍的责任，绝无批评的可能。传统君臣关系从君臣到主奴的变异釜底抽薪，打碎了士大夫通过批评约束皇权的基础。华夏政治文化中那些原则性的基本共识遭到了彻底的动摇和瓦解。
接下来，朱元璋又以一人而治天下的奇特偏执塑造了明朝政治。这个安全感极度匮乏的皇帝对人性缺乏最起码的信心，他用野蛮的廷杖击碎了士大夫的集体尊严，又剥夺了他们不合作的自由，再以功名利禄相诱惑，最终把士大夫变成了驯服的工具，忠君变成了单方面的绝对服从。皇权无限膨胀，继而走向专制，臣子沦为精神上的奴隶，先失去自由表达的空间继而丧失自由思考的能力。上流无用与下流无耻交相为用，上流者空言道德，下流者专事私利，道德虚伪化，政治空心化到最后，清朝入关，挟私心以治中国，对占人口绝大多数的汉人士大夫和中原百姓始终心怀犹疑，不能同心求治。君主与臣子之间越来越多地通过私人关系，而不是共同的高尚追求来强化忠诚。朝廷国家看老百姓永远像在看可能的反贼，当他们意识到民船的运力和武器装备可能会超过水师战船，第一反应是拆毁民船，限制其发展。而在南宋，我们看到的，却是政府对民船运力的合理利用。
金元明清一路下行，华夏政治传统中的原则性共识荡然无存、或者说名存实亡。在实践中所形成的，是一种新的更为虚伪、更为野蛮的政治文化。而这就是中国在迈入近代门槛之时的政治文化的基本面貌。
末代皇帝的退位表明，统治中国两千多年的帝制宣告终结，中国迈入共和时代，君主政体将永不再行于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