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从何时开始成为世界人口第一大国的？
据英国经济史学家安格斯麦迪森整理的历史数据，从公元元年至16世纪，印度人口规模都大于中国；直到1600年，中国才取得了世界第一人口大国的地位。虽然此后也有一段时期，两个国家在人口规模上交替领跑，但是至少自1700年起，中国便牢牢守住了世界人口第一大国的位置。
达到这个地位并不容易，在中国历史的大多数时候，政府都是在鼓励生育的。
生孩子，配保姆，发粮食
中国古代社会以农耕为主，劳动力的多寡和耕种土地的面积直接影响国力强弱。为掠夺国土和人口，战争成为常态。连年的战争造成大量人员伤亡。
增殖人口除了能为国家带来更多赋税、服役人员和兵源，还关系到家族的生息与繁衍。
中国官方以政策推动生育的具体记录，是从春秋时期开始的。《国语》一书中的《越语》，也记录了越王勾践时代鼓励生育的政策：女人生产时只要通知政府，政府就会派大夫帮助孕妇生产。生男孩，奖品是两壶好酒和一条狗；生女孩，奖品是两壶好酒和一头小猪；生双胞胎，政府安排免费保姆；生三胞胎，政府安排免费奶妈。
三国时期魏文帝称帝之初，百姓经历战乱，需休养生息。御史大夫、安陵亭侯王朗上疏劝育民省刑，其中提到：嫁娶以时，则男女无怨旷之恨；胎养必全，则孕者无自伤之哀；新生必复，则孩者无不育之累。
在唐朝，唐太宗将生育率作为考核地方官吏的重要指标，这一政策被后世的许多君王延续。同时，又出台了很多人性化的婚育政策，以鼓励生育。比如，凡是有成年男性的家庭，朝廷奖励100亩土地。女子出嫁时，国家也会奖励30亩土地。
宋朝效仿唐朝，也将人口作为考察地方官员的标准之一。
据《宋史》记载，两宋时期长期推行鼓励民庶多生多育的政策。宋高宗颁布胎养政策：禁贫民不举子，有不能育者，给钱养之。也就是说，再穷不能穷生育，如果养不起，政府贴钱。
尽管宋廷的胎养令要求所有州县必须给辖下的贫困之家发放生育补贴，但由于财政资金紧缺，或因吏治腐败，胎养令实际执行的效果并不理想。
如绍兴二十二年（1152年），有臣僚反映：顷常指挥州县，贫乏之家生男女不能养赡者，每人支钱四千，后给支义仓米一石。然近于临安市井穷民，未闻有得斗米千钱者，况于乡村与夫穷僻镇聚？
为弥补胎养令的不足，地方官员和士大夫发起社会化养儿基金举子仓或举子钱库。宋朝政府规定，每户贫困产妇生下一胎，给米一石，发钱若干。贫困家庭无力养孩子，政府会动用财政资金和社会公益基金帮助老百姓抚养孩子。
在多项政策加持下，公元1223年，南宋加金国人口达到1亿多。
后来，元世祖也推行了很多利于人口增殖的婚姻政策。按《元典章户部婚姻》，嫁娶聘财和宴会均按上、中、下等户类分别作有明确规定：品官之外的庶人嫁娶聘财，上户一百贯，中户五十贯，下户二十贯；宴会高下，品官不过四味，庶人上、中户不过三味，下户不过二味。
元代还对多胎生育家庭给予一定的补助。据《元史世祖本纪一》载，中统二年（1261年），河南民王四妻靳氏一产三男，命有司量给赡养。
明初，政府即将田野辟，户口增作为中原之急务，制定并推行了若干刺激人口增殖的婚姻政策。如鼓励早婚，凡庶人娶妇，男年十六、女十四以上，并听婚娶。男子16岁、女子14岁时便可以结婚。
清朝也采取多方面政策鼓励生育。朱元璋向贫困家庭发放钱财、粮食和乳娘，缓解其生育压力。1662年，康熙帝下诏规定老百姓一次生多个孩子、男女并产，官府奖励5石米、10匹布。到道光皇帝时期，清朝人口增加到4亿人。
为促生育，减税
为更好地照顾怀孕和生育期妇女、抚养子女，古代官府还常免除其丈夫或家庭的赋役负担。大概相当于今天的产假。
农业税是中国古代历朝最重要的税收。秦汉之后，中国的税收主要是根据一户人家的丁口（男丁）来征收。也就是说，不管你的家庭拥有多少土地，所缴纳的税赋都按照人头来算。同时，成年男丁还要服徭役和兵役。
《汉书王贡两龚鲍传》中提到，由于刘彻连年征伐，增加税赋，将原本每人20钱的赋税提高到了23钱，征收年龄从7岁提前到3岁，以至于大量贫苦家庭无法负担新生儿带来的赋税，选择将其扼杀。
因此，历史证明，生育成本太高，赋税过重，会成为阻碍生育的重要原因。相反，如果一个朝代能轻徭薄赋，人口增长率会自然增高。
唐宪宗元和二年（807年）沿用汉朝的政策：令人有产子者，复勿算三岁。复其夫勿算一岁，着以为令。南宋高宗绍兴十一年（1141年）也颁布规定：凡孕妇五月，无问男女，即经保申县，专委县丞注籍，其夫免杂色差役一年。
到清代康熙时，政府提出取消人头税，滋生人丁，永不加赋。雍正时期摊丁入亩，减轻民众的赋税负担，鼓励民众多多生育。
可以说，中国古代历朝出现人口高增长的时期，都是人民处于稳定的、生活成本低的、易于生活的环境。
不结婚？有罪
出于人性化和生育、养育婴儿的考虑，古代政府对怀孕期的妇女一般都采取减轻刑罚或缓期执刑等政策。
在中国某些历史时期，曾限制僧尼、严禁私阉。比如，南北朝佛教流行，僧尼众多。北魏肃宗熙平二年（517年）令：自今奴婢悉不听出家有犯者，以违旨论。
唐代佛教兴盛，寺院膨胀，唐武宗时掀起灭佛运动，强制归俗僧尼二十六万五百人，大秦穆护、祆僧二千余人收良田数千万顷，奴婢十五万人，增加了大批育龄人口。
明代，禁止育龄妇女出家。洪武六年（1373年）规定：以民家多女子为尼姑，女冠自今年四十以上者听，未及者不许。
五代时期曾盛行权贵蓄养宦者的恶习。针对私阉男童为宦的恶状，北宋诏令人臣家不得私养宦者士庶敢有阉男童者不赦免。
元代，养宦之风盛行，明朝建立后，洪武五年（1372年）规定毋阉人子为宦者，犯者抵罪。
单纯育龄人口的增加还不够，各朝政府还在想办法鼓励年轻人早点结婚。
据《国语越语》记载，越国当时强制早婚，规定如下：令壮者无取老妇，令老者无取壮妻，女子十七不嫁，其父母有罪，丈夫三十不娶，其父母有罪。
汉惠帝也推行强制早婚措施，据《汉书惠帝纪》记载，公元前189年，刘盈下令：女子年十五以上至三十不嫁，五算。也就是说，适龄不结婚，要缴五倍人头税的罚款。当时，15岁以上、56岁以下的国民，每人要缴120钱的人头税。
如此看来，历朝皇帝不但要操心自己的子嗣数量，还为全国家庭的生育问题操碎了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