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的真正作用
一种很流行的观点认为，长城的防御作用被高估了，历史上那些游牧民族大举南侵时，长城并不能阻挡他们的铁蹄，中原王朝依旧会灭亡。
这种观点看似有道理，却忽略了一个重要前提：长城本身并不是一劳永逸的工事，世界上没有永不陷落的城邑或要塞。长城的作用不是在危亡关头，而是在其他时刻体现。
秦始皇是在统一天下之后修建的万里长城。对秦军而言，即便能一时击败匈奴，也不等同于能一劳永逸地根除匈奴之患，他们早晚会卷土重来，抵御匈奴必将是一场漫长的持久战。秦始皇君臣主动选择了积极防御的战略，秦长城正是这一战略最好的体现。
秦长城最基础的作用是转化秦军、匈奴的实力对比。
历经商鞅变法后100余年的战争淬炼，秦军在战法、装备、步车骑多兵种协同作战方面有着极大优势，但面对来去飘忽的匈奴骑兵，秦军的机动性和灵活性明显处于下风。长城恰恰增强了秦军的防御优势，削弱了匈奴的进攻优势。匈奴骑兵无法跨越长城，想要攻城，只能下马充当步兵，徒手攀越城墙，游击战变为攻坚战，原有的优势荡然无存，守城的秦军居高临下，优势明显。
而匈奴即便突破了城墙，战马也难以逾越，他们无论是放弃战马、改为步行，还是设法把战马运上城头再运下来，或是在长城沿线寻觅可骑马突破之处，都会消耗大量时间，入侵的速度大为迟滞。
当匈奴跨越长城、在附近村镇进行劫掠后，翻越长城撤回草原又成了难题，甚至掠夺的战利品越多，翻越长城所花的时间就越长，撤退的速度再次被减缓。
这才是长城的真正作用。
长城像是针对这种情况的过滤器，增加匈奴入侵的成本，降低他们所能取得的收益，从而过滤掉那些小股入侵。
更重要的是，长城从来不是单纯的防御设施，而是秦朝主动出击的前沿阵地，它可以为秦军提供稳定的后勤保障，粮草辎重都可以先囤积于城障亭塞，甚至长城本身可以成为北进战略中的一环。秦军能借长城的掩护，神不知鬼不觉地完成重兵的集结，长城守军大举出城进攻时，不用担心后方安全；反过来，匈奴若企图切断出击秦军的后路，只能插入秦军和长城之间，有可能面临被出击的秦军、长城守军两头夹击的风险。秦军即便战局不利一时落败，也可以退入长城重整旗鼓。
正是以长城为依托，蒙恬才有了对匈奴的辉煌胜利：蒙恬北筑长城而守藩篱，却匈奴七百余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马。之后，又有是后匈奴远遁，而漠南无王庭，建塞徼、起亭燧、筑外城，设屯戍以守之，然后边境得用少安。
性价比最高的防御手段
关于参与修筑长城的人数，《史记秦始皇本纪》称是30万，《淮南子人间训》称是50万，而据历史学家张维华估计，参与长城工程的人数，总在伍士兵及戍卒与罪谪计之，当不下数百万人，此诚吾国历史上所罕见者。按这个数字估算，每年光是所需粮食就至少要3000万石以上，更不用提木石等建筑材料的运输之类。
《史记淮南衡山列传》描述了秦朝北击匈奴的巨大代价：
男子疾耕不足于糟糠，女子纺绩不足于盖形。遣蒙恬筑长城，东西数千里，暴兵露师常数十万，死者不可胜数，僵尸千里，流血顷亩，百姓力竭，欲为乱者十家而五。
按理说殷鉴在前，后世本当吸取秦亡的教训，不再选择修筑长城。事实上，从西汉王朝开始，历朝历代仍然一而再、再而三地选择把修筑长城作为防御策略，先后有了汉长城、隋长城、宋长城、明长城。哪怕是入主中原的那些原北方游牧民族政权，如北魏、东魏、北齐、北周，为防备柔然、突厥、契丹这些其他游牧民族南下，也多次大规模修缮长城。就算是号称本朝不设边防，以蒙古部落为之屏藩的清朝，照样在明长城沿线部署驻扎重兵。
不仅是中国，世界上各大文明也都修建过长城，古罗马的图拉真长城、哈德良长城，同样在抵御异族的过程中发挥了巨大作用。
不难看出，修筑长城依旧是冷兵器时代性价比最高的防御手段。
在生产力落后的农耕时代，爱惜民力与追求功业本来就是不可得兼的鱼与熊掌之辩，统治者追求任何功业都必定会给百姓增加负担；反过来，若一味排斥功业，人类文明不要说进步，只怕连存续都早晚要面临严峻考验。假如统一之后，秦朝彻底实行无为而治，坐视匈奴势力壮大，匈奴早晚有一天将大举南侵，北宋的靖康之耻也许会提前千年上演，那时只怕后人指责秦朝的理由又会变成苟安忘战。
秦朝灭亡了，西汉从废墟中兴起，此后的2000多年里，中原王朝如走马灯般轮换，城头变幻大王旗。没有一个王朝能永远存续下去，任何金城汤池都无法挽救腐朽的统治。早在先秦时代，人们就已意识到：固国不以山河之险；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长城依旧伫立在北方边境，历经无数风雨战火。旧的墙体崩塌，新的又建立，夯土变为砖石，依旧在为百姓们提供庇护，直至成为中华民族的精神图腾，这一切，都来自秦朝埋下的第一块基石。
可以说，秦朝是以牺牲整整一代人的幸福为代价，给后人换来万世之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