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光只有一个亲兄弟，即哥哥司马旦。司马旦比司马光年长十四岁，靠父亲的恩荫进入仕途，一生做的都是小官。司马旦待司马光非常好，司马光的儿子早亡之后，司马旦还把幼子司马康过继给他。两个人友爱始终，司马光每年都会回去看望哥哥。
司马旦有个儿子，名叫司马富，司马富被朝廷录用，并被派到宁州（今甘肃宁县）守边。司马光考虑到哥哥和嫂子都已经七八十岁了，需要人照顾，就劝司马富留在家中，不要去宁州上任，还帮他向朝廷写了申请，朝廷也同意了。可没料到，司马富并不想这样做，偷偷跑去宁州赴任了。这不仅忤逆了司马光的意思，还将司马光置于尴尬的境地。司马光火了，写信把司马富臭骂一顿，并命他赶紧辞官回家孝养父母。此信即《宁州帖》。
信的大意是：十月五日，宁州有兵士来我这里，我才知道你坚决要去赴任。十二日程暹父来了，我才知道你居然没有向朝廷提交请求回家侍奉父母的申请书。他让我催你赴任是什么意思？岂不是要交割大虫尾这个地方让你守卫？我之前给你写信，让你再写一份奏状，你就是不肯。你父母都七八十岁了，身体又不好，官府还时不时有征缴摊派，你怎么忍心抛下他们不管？想不到你顽固愚蠢到这个地步！我知道骂你也不管用，但是你太没有见识了若是到了宁州，你一有机会就离任，不要向领导申请指挥权，免得又被留住
以现代的观点来看，司马光的做法未免太过粗暴。但宋代官场特别重视孝道，而司马光又是重视礼节的人，将孝道置于仕途之前是司马光一生的原则，他自己也是这样身体力行的。
父辈交情
后来，群牧判官这个岗位出现了空缺。群牧判官隶属于群牧司，是管理全国马匹的机构。在宋朝，马匹是重要的战略物资，群牧司是军队的重要后勤部门，隶属于枢密院，一把手往往由枢密使或枢密副使兼任。群牧判官虽然不是朝廷大员，却是手里直接掌握重要资源的官员，所以各方势力就开始争斗，都想让自己人去填缺。
当时，宰相曹利建议，群牧判官得从家世清寒并且人品好、有能力的基层干部中选拔，于是有两个人被选中了，他们是司马池和庞籍。
司马池命运的转折不仅仅是升任群牧判官这个职位，更重要的是收获了一生中最重要的朋友，即后来成为宰相的庞籍。
庞籍比司马池小八岁，两个人不仅成了同事和朋友，还成了邻居，他们的孩子也成了朋友。庞籍的长子叫庞之道，比司马池的小儿子司马光年长四岁。庞之道很聪明，司马光在他面前总觉得很自卑，但庞籍看到了司马光身上的优点。这个不到十岁的孩子非常稳重，成熟得像个思想深邃的成年人，对史学和经学有非常独到的见解，所以庞籍就将司马光收为自己的学生。
情同父子的师徒
不久，宋朝三十年无战事的局面被西夏的李元昊打破，一时之间，众多有才能的人都被调往宋与西夏边境。庞籍也是其中一员，与范仲淹、韩琦一样，他也负责防守一个片区。不久，司马池病逝，享年六十一岁。从此，庞籍就把司马光当亲儿子一样教导和爱护。
庞籍因在西北边境功绩卓越，又没有被卷入当时的政治斗争，所以从战区回来后就得到升迁。庆历新政结束后，五十六岁的庞籍担任枢密副使，正式步入两府大臣之列。就在此时，庞籍最钟爱的长子庞之道英年早逝，年仅三十二岁。失去儿子的庞籍对司马光更加关爱了。
替司马光背锅
在庞籍辖区内的麟州，有一片与西夏接壤的荒地被西夏人耕种了，西夏还派了三万名守军镇守此地，宋朝方面为了不起冲突，一直没管。有一回，庞籍派司马光去巡边，司马光巡视至麟州时，当地守将跟他报告，西夏的三万名守军撤了，应该趁机把那片地收回来，然后修筑堡垒，派兵驻扎。司马光支持这个想法，就回并州向庞籍汇报，庞籍表示同意。可当公文下发给麟州守将时，西夏的三万名军士又回来了。按说宋军此时就该停止收复失地的计划，但麟州守将还是率一千多名宋兵与西夏兵交战，结果惨败。
虽然这场战事不大，但是牵扯政治斗争的话，事情就会变得很严重。庞籍作为河东路的最高长官，自然难辞其咎，但他年过七十，仕途已经走到尽头，没什么好在乎的，可司马光还年轻，他不想让司马光的履历上留下任何污点。为了保持司马光政治生命的清白，庞籍把司马光参与这件事的相关证据都销毁得干干净净，将所有过错都揽到自己头上。庞籍的舐犊深情令司马光终生难忘。庞籍去世以后，司马光一直将庞籍的夫人当作母亲来看待，他在庞籍的墓志铭中说：光受公恩如此，其大灭身不足以报。对司马光来说，这的确是肺腑之言。
不负恩师厚望
仁宗逝世，英宗即位，宰相韩琦独揽大权，司马光的谏言经常不被理睬。无奈之下，他辞去谏官职位，在洛阳专心研究自己的学问，不久就将自己编的八卷本《通志》呈送给英宗。这套书的内容基本上来自《史记》，但减弱了故事性，增加了史料，而且以时间为线索，以事件为单位，条理非常清晰，还总结出许多经验教训供统治者借鉴。英宗大为赞赏，觉得这套书可以作为执政的参考书，于是命令司马光继续往下编撰。
神宗即位后，宰相韩琦退位，欧阳修极力向神宗推荐司马光。于是神宗任命司马光为翰林学士，不久又任命他为御史中丞，让他担任中央监察部门的大领导。神宗任用王安石变法图强，也希望司马光能助自己一臂之力，任命他为枢密副使。司马光并不反对变法，但是他不赞同王安石的新法，也不想参与新法的实施，就拒绝上任，并申请到西北的永兴军守边。临行前，执拗的司马光请求神宗免除永兴军的青苗法，这还是要跟变法唱对台戏，但神宗没有同意。
在永兴军，司马光不想被迫执行新法，可是自己的理念又行不通。在勉强支撑了一段时间后，他索性退出政坛，到洛阳专心编书。
司马光在洛阳一待就是十五年。元丰七年（1084年），六十五岁的司马光终于完成了自己的着作，神宗觉得这套书有鉴于往事，以资于治道，赐书名《资治通鉴》。司马光因此与司马迁并称为史学两司马。
多年伏案编书的生活已经让司马光的身体衰朽不堪，但他的生命并未终于学术。
在完成《资治通鉴》的第二年，神宗去世，年仅十岁的哲宗即位，太皇太后高滔滔掌权，起用六十七岁的司马光为相，司马光在生命的最后时刻登上了仕途的巅峰。他知道自己时日无多，用最短的时间废除了各项新法，然后与世长辞，享年六十八岁。对于他晚年在政治上的作为，后世有各种不同甚至截然对立的评价，但对司马光来说，他终于完成了自己的政治夙愿，为自己的一生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