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王东梅
那时候，俺爷给生产队里卖豆腐。
天刚蒙蒙亮，猫在被窝里的人们眯着惺忪的眼听着鸡叫了头遍和二遍，就有人叨咕：老久江今儿咋还不出来呢？话音未落，生产队敲钟的土台子上就传来了俺爷的吆喝：豆——腐来！于是，天一下就亮了。女人们三下两下穿戴齐整，拉开门，抱柴火，点火做饭。男人们则把掖紧的被角压在身下，摸出旱烟，美美地抽上一口。孩子们也不闲着，早被大人们指使着，端着碗盘子在门口候着俺爷了。
俺爷吆喝和别人不一样，俺爷的吆喝里没有“卖”字。先是深吸一口气，把一个“豆”字拉得韵味悠长，而后“腐”字在唇边轻轻一跳，“来”字就紧跟上了。虽然也偶尔会有外村人来村里卖豆腐，但是村里人坐在屋里，单听吆喝就能辨别出哪个是俺爷。
豆——腐来！
俺娘一听到俺爷的吆喝就会支唤俺去捡豆腐。日子长了，村里人也学会和俺爷一样讲究，不说“买豆腐”，而说“捡豆腐”。俺爷也确实是捡豆腐的样：右手四指并拢，用指根把豆腐翘起一个边，紧接着四根指头尖插入，把豆腐轻轻托起来。往碗盘子里放的时候，则先是把豆腐微微倾斜，指尖轻轻一颠，而后迅速把手抽出。整串动作做下来，就像戏班子里变戏法一样。每天早上，托着碗盘子等在家门口的人们，好像不单是为了捡豆腐，更像是在等着俺爷变戏法。
等到俺爷转到俺家门口的时候，俺爹大多时候已经去土台子上敲钟了。俺爹是队长，村里人听了俺爹敲钟就得去上工。街上，一下子就安静了。俺爷趷蹴着身子蹲在俺家胡同口，好像俺再不出来，他就能睡着了。俺悄默静的走到俺爷身边，不说话，只把一只白花的盘子杵到俺爷跟前。俺爷就像突然醒了一样，抬脸，望我一眼，而后，弓着腰，撩起盖在豆腐上的包皮布，捡出两块豆腐给我。豆腐已经剩的不多了，被卤水浸的精湿的包皮布也透出一股涩涩的清香。接过俺递过去的一毛钱，俺爷把屁股转到挑子另一角，在包皮布堆起的像小山丘一样的鼓包下摸出两溜豆腐边丢在我盘子里。豆腐边是切豆腐块时切下来的边角，因为不成型，只能留着自己吃。
每次都是俺去捡豆腐，俺爹和俺娘都不去——他们和俺爷不说话。俺娘说，刚生下我，俺爷就和俺爹分了家，分给俺爹两副碗筷和八百块钱饥荒就把他俩赶出了门。邻居婶子说了句，有了后妈就有后爹，俺奶冲出来，摔碎碗折断了筷子，指着俺爹的鼻子说：好儿不吃分家饭。
春种刚过俺爹就走了。俺娘说，俺爹去了城里，城里的工钱比工分高。
俺爹和俺娘盖起新屋的第一个春节，俺爷来了，手里举着一根铁锹柄，质问俺爹：咋有钱自己盖房子，没钱借给二姑盖房子。二姑是俺奶从那家带过来的。俺爹刚说了句，盖房还通了饥荒，俺爷就把手里的铁锹柄朝爹轮过来。最终，铁锹柄没有落在俺爹的脑袋上，却砸着了俺娘的膀扇子。整整半年，俺娘的胳膊都抬不起来。
俺娘说，豆腐边是俺爷说不出来的话。
五月端午，俺爹回来了，割回来二斤肉。拉下一半，递给娘说：给那边拿去。“那边”是俺爹对俺爷家的叫法。娘把肉埋在两颗莴苣菜里，俺奶接过去，发现了菜里的肉，两只眼瞬间眯成了两条细细的线。俺奶一面两只手在俺脑袋上揉搓着，夸俺长高了，一面又指唤俺三姑给俺掰来半拉玉米面饼子。
八月十五，俺家没买肉，俺爹只给俺爷称了半斤烟叶。
那段日子，俺奶的脸上总是浸着一汪笑。
俺爹走了快一个月了，家里的粮食马上就要见底了，俺娘心慌，去生产队换回三十斤高粱面。高粱面蒸的窝窝红艳艳，软乎乎的，我和妹妹抢着吃。可是吃了三天，娘就又慌了，俺和妹妹都拉不出屎了。
俺娘吓坏了。
可是听到俺爷在门口吆喝，俺娘还是催着俺去捡豆腐。俺只得端着碗盘子晃着身子出了门。刚靠着俺爷的挑子，俺就把身子歪在了挑子边。俺爷沉着脸，一句话也不说，只是抹身从挑子底下的帆布口袋里挖出一碗黄豆，“哗”的一下倒在我碗里，在我背上推一把：快回！
我虽然那时候年纪还小，但也晓得事情的重大。捧着碗盘子，扭头就往家里跑。因为心急，几次差点自己把自己绊倒。趴在炕沿上喘了半天的粗气，才听着俺爷的吆喝声远了。
后来，俺爹回来了。俺爹带回一个圆形的铁盒子，盒子里是满满的一盒指甲盖大的蛋黄饼干。俺爹把高粱面送回队部，扛回来一大袋子玉米，俺爹对俺娘说，以后再也不吃高粱面了，咱家有钱了。
再后来，生产队散了，俺爹带着一大帮子人去了城里打工。生产队没了，俺爷也不再卖豆腐了。闲着没事干了，倒是时常看见他爬上土台子，弓着身子，抻着脖子，望挂在树上的那口破钟。可是任他把脖子抻得再长，他的背依旧是弯的——俺爷是个罗锅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