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是个具有很大争议的年代。有人认为它是最浪漫的年代，也有人觉得那是个最坏的时代，无论怎样，却不妨碍它成为一群人的黄金时代。
那个时代，涌现出了太多的大家。提画家，民国有齐白石、徐悲鸿、张大千、傅抱石等；说文学，民国有鲁迅、林语堂、茅盾、曹禺；论才子，民国有诗人徐志摩、戴望舒、顾城；讲才女，有谢冰心、林徽因、陆小曼……
而世人谈起民国情事，总是不免要提起林徽因与梁思成、金岳霖的那段情感往事。在那段民国情事中，金岳霖先生，一直是个“为爱而终身未娶的”痴情才子形象。其实，作为“中国哲学界第一人”，金岳霖先生自己的人生，远比这些流言更精彩。
冯友兰曾评价金岳霖，说他的风度很像魏晋大玄学家嵇康。嵇康的特点是“越名教而任自然”，天真烂漫，率性而行，金岳霖亦然。
金岳霖的一生，特立独行。他葆有未泯童心，亦爱的深沉，有骨子里的幽默，亦有治学中的忘我。他历经万里红尘，却从未忘记内心本真。
孩子气的人，永不孤独
自古大师多童心。金岳霖的童真，是骨子里的孩子气，即使在那风雨如晦的岁月，也一如既往。
在西南联大的日子里，金岳霖养了一只很大的斗鸡。吃饭的时候，这只斗鸡能堂而皇之地把脖子伸上来，同桌享用。甚至在跑警报，躲日本飞机轰炸的时候，他首先想到的竟然也是鸡的安全。
他还特别喜欢搜罗各种“大”水果，将各种大水果形态各异摆在客厅。还常在西南联大侧门旁边的金鸡巷，把大梨、大石榴等大水果拿去和别家的孩子比赛！
哲学家的怪与幽默
在学生们眼里，金岳霖的穿着打扮相当特立独行，甚至是有点儿“怪”。
汪曾祺在《金岳霖先生》里，回忆西南联大学习时见到的金岳霖：“他常年戴着一顶呢帽，进教室也不脱下。他的呢帽的前檐压得比较低，脑袋总是微微地仰着。后来他配了一副眼镜，这副眼镜一只镜片是白的，一只是黑的，这就更怪了。”
事实上，金岳霖的“怪”，事出有因。他年轻的时候眼睛不好，左眼近视800度，右眼远视700度。他自己打趣说：“结果来一个汽车，我看到七八个，然后我就不知道该躲哪一个了，可能七八个哪一个都不是真的。”
淡薄名利，爱惜人才
很多人评价金岳霖单纯得就像一张白纸，人情世故全然不通，更别提什么圆滑通融。
有一次，哲学所的领导去看望他，临走时候说了句“有要求尽管提”。一般人都会当是客套话，金岳霖却不假思索地说：“我要钱。”然后掰着指头说：“我的《逻辑》不要钱，《论道》也没要钱，但《知识论》一定要钱。”
然而金岳霖想要钱，并非爱财，而是为了资助当时无钱上学的学生。曾经的外交部长乔冠华，当年被日本人驱逐出境，生活困顿潦倒。金岳霖鼎力相助，帮他顺利在德国留学。
学术精益，痴而忘我
有人说，金岳霖这一生一直在做两件痴事儿：研究哲学和爱林徽因。感情之事，后人无从猜测。但金岳霖对学术的研究，却真心专注忘我，夸张到“硝烟战火，充耳不闻”。
1938年的一天，日本突袭云南。空袭警报拉响，西南联大的师生们都按照规定立即撤离。可此时的金岳霖，依然心无旁骛精于专著，甚至空袭警报响起竟然都没注意。
瞬时间，几枚炸弹在他那幢楼的前后左右开花。幸运的是，他的那幢楼居然逃过一劫。他惊醒后，从楼里跑出来，发现周围惨景，一脸茫然。
躲避空袭的人们回来时，看见木然地站在楼门口的金岳霖，手上还拿着一支没有放下的笔。
独立思想者，绝不盲从
金岳霖的书房，只有罗素等哲学家的书。金岳霖说：“时下流行的书，多是宣传，我是不会去看的。”
时代变化飞快，与其随波逐流，不如深耕经典。所谓经典，是高度浓缩的智慧，是经过时间和历史沉淀，更是经过无数人的实践也检验，最后留在人们心中的价值观。
随波而行，未有坚定，越是紧跟潮流越是失去方向。唯有坚定自己所爱所想，有明确的价值观，才能真正守得住内心一方宁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