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67年，明王朝除了改年号为隆庆，张居正入阁，还有一个重大事件谭纶与戚继光北调。
自信演习
有人怀疑戚继光南将北调后会水土不服，那戚继光自己是怎么想的呢？
非常自信。
1568年1月，戚继光上奏提出上中下三策：上策是给自己10万兵力，什么难事都可以摆平；中策是给他5万兵力，抵挡北敌南侵没问题，起码可以保国家数十年平安；下策是给他3万兵力，打防守反击也凑合。
张居正该做的、能做的都做了，现在就看戚继光的了。戚继光没辜负张居正，很快就在新机构树立了威信。不过，戚继光得感谢自己的老部队。尽管他是抗倭名将，但北方的明军并不服管。无奈之下，戚继光只好通过谭纶和张居正，从浙江调来3000人的老部队作为嫡系。
1569年春，浙兵早晨抵达蓟州时不巧下起了大雨，于是待命站在郊外，没有找地方避雨，更没有进城。直到晚上，浙兵任凭风吹雨打，植立不动。边军大骇，自是始知有军令。这3000名浙兵成为戚继光的教导队，以之教练其他士兵，于是蓟州部队战斗力很快实现整体跃升。
1572年10月，兵部左侍郎汪道昆视察戚继光的练兵成果，戚继光准备了一次10余万人参加的演习。演习结束后，汪道昆很满意，戚继光也很自豪，说：我从军20多年，也没见过10余万人一起演习的大场面。
车兵活用
为什么这么说？
第一，从兵力上看，倭寇来犯时2万人就了不得了，但蒙军一来就是几十万，而且北方战线漫长，如果敌军集中一点突破，明军往往只能用眼神防守。
第二，从兵种上看，倭寇是步兵，作战半径不大，相对更好防备，而蒙军是骑兵，机动性很强，防不胜防。
第三，从情报上看，倭寇来去受气候和季风影响大，有一定的规律性，而蒙军来去自由，时间上基本不受约束，很难判断其何时来袭。
不过，这一次蒙军运气很不好，遇到了戚继光。在南方对付倭寇，戚继光创造出鸳鸯阵。来到北方后，他想出了车、骑、步三大兵种联合作战的办法，以车兵为主角，将三者混编。需要提醒的是，戚继光阵中战车上不是站着士兵而是躺着大炮，作战时专门对付敌人的骑兵，打乱其阵型，然后骑兵和步兵冲杀。戚继光自言，车兵的威力所恃全在火器。
戚继光这种战法创新的核心在于把车兵用活了。车兵在战国时期就逐渐退出历史舞台，后来车在军事上基本只有一个用途运粮。戚继光则根据实际情况让车兵重返历史舞台，还担当主角儿，与步兵和骑兵联袂演出，收到化腐朽为神奇的效果。
戚继光还成功解决了一个老大难问题如何在漫长战线上对付敌人的集中一点突破。由于战线过长，明军不可能处处设防，遍布重兵，但又不能只顾几处，不管其他。面对这个两难问题，戚继光的办法是：根据地形和敌人重点进攻方向，将蓟州防区划为东西二协辖十六路（每路3000人），并规定一路有事其他各路谁先增援，谁次之，谁再次之。这样一来，既达到了应援目的，又避免了其他各路因出援而空虚为敌所乘，通过分而能合的方式达到了预期目标。
贼不入为功
有人说，戚继光北调后，战绩似不如在南方显赫。这话不假，比如1568年12月，戚继光指挥部队与蒙军朵颜三卫（亦称兀良哈）部第一次交战，史书上只有大败对手，军威大振之类的话，却没有杀敌人数记录，明显是战果不彰。
按理，蒙军人数比倭寇多，戚继光杀敌也该更多，但结果不是这样。难道戚继光北调后真的不行了？非也。这不是戚继光的问题，而是张居正的战略所致。
张居正做决策，要考虑军事，更要考虑政治。蓟州这地方特殊，离京城太近，不能犯险。所以，张居正给北境9个军区的定位是：在他镇以能杀贼为功，此地以贼不入为功。也就是说，没有上峰指示，戚继光不能随便越过长城主动出击，如果敌人不来，他根本捞不着仗打，自然少了许多建功立业的机会。
戚继光与李成梁是当时武将中的绝代双骄，戚为何战绩不如李？《明史》说了句公道话：蓟门守甚固，敌无由入，尽转而之辽，故成梁擅战功。不过，1575年1月，蒙军再次来犯，戚继光总算逮着机会，忍不住追出100多里，硬是活捉了朵颜三卫革兰台第八子长秃才罢休。
如此，北敌南侵并杀人越货的记录大大减少了，虽然导致戚继光没多少机会打仗，但这恰恰是朝廷希望看到的结果。对此，朱东润先生在《张居正大传》中有公允之论：继光镇守蓟州十六年当中，虽然没有赫赫的战绩，但是整个的北边从此安静了。他进一步指出：这是继光的大功，当然也是居正的大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