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海某局存放着这样一份档案：
案别，上吊；
傅雷，男58岁，上海南汇人，作家；
朱梅馥（傅雷之妻），女53岁，上海南汇人，家务；
发现：1966年9月3日……
从8月底到傅雷夫妇逝世的那几天里，一波又一波上海音乐学院的人冲入傅雷家中，翻箱倒柜拼命找傅雷的“罪证”。他们找到了傅雷给傅聪写的信，却发现字里行间尽是对国家、对民族的赤子之心。但狂热的他们并没有就此作罢，而是揪着两件他人寄存在傅雷家中的“罪证”，罚跪、变着花样的辱骂殴打傅雷。
傅雷是伟大的翻译家，曾翻译大量的法语文学作品，包括巴尔扎克、罗曼·罗兰、伏尔泰等名家的著作。他所翻译的《高老头》、《约翰克里斯多夫》，可谓是影响了数代中国人的经典之作。按照当时的情形，应当是文学院、中文系的人来找傅雷麻烦，可为什么是音乐学院的人呢？
这是因为傅聪是一位音乐家，而且是加入了英国国籍的音乐家。傅聪，就是《傅雷家书》中的那位“孩子”。事实上，只有了解傅雷之死背后的故事，才能真正读懂《傅雷家书》，才能真正理解傅雷对孩子的爱和教育、傅雷伟岸的人格以及傅雷对国家的忠诚。
当时的傅雷其实并未决定让傅聪专学音乐，只是认为小学的课程和钢琴学习在家中会结合得更好。事实上，傅聪成年前花在文史和别的学科上的时间，比花在钢琴上的要多。英语、数学、钢琴，是请老师给傅聪上课。
语文课则是傅雷亲自给傅聪上的，从先秦诸子、国策、左传、晏子春秋、史记、汉书、世说新语等等名著中选材料，以故事、寓言、史实为主，以古典诗歌与纯文艺的散文，将语文知识、道德观念和文艺熏陶结合在一起，使傅聪受到了很好的国语教育。毫不夸张地说，傅聪当时使用的教材、习题、考卷都是世界上唯一的，而这背后则是傅雷付出的心血。
真正使傅聪走上音乐道路的是1953的一次出国演出的机会，经过选拔，傅聪得以去到罗马尼亚参加“第四届国际青年与学生和平友好联欢节”的钢琴比赛。1954年8月，傅聪被派往波兰，由波兰的老教授杰维茨基亲自指导。第二年，傅聪获得了“第五届肖邦国际钢琴比赛”的第三名。此后，傅聪便继续留在波兰留学。
身在波兰的傅聪并不知道，因为局势的变化，他的父亲傅雷犹如一叶飘在风雨中的叶子，处境堪忧。当时，很多人劝傅雷承认“错误”，自我批评检讨一下，肯定就能过关。但是，傅雷说自己根本没有错，只是一些话被歪曲理解了。此时的傅雷，展现出了一个知识分子伟岸的人格，宁折不弯、坚持本心。
1958年，傅雷遭受到了一次非常严重的打击。当时，傅雷一度想过自杀。有一次他出去后，直到半夜才回家。回到家后，他对妻子朱梅馥说：要不是因为还有两个孩子，我就……
两个多月后，远在波兰的傅聪知道了父亲的遭遇，而此时国内又叫他回国。傅聪知道，如果自己回国，那么很可能要面对“儿子揭发老子，老子揭发儿子”的局面。要么就是深入生活参加活动，那样自己的手指头就废了，再也弹不好钢琴。于是，傅聪做出了一个重大决定，从波兰出走到英国。波兰和我们同属一个阵营，英国则属于另一阵营。这在当时是非常严重的事情，大使馆还派人去阻止傅聪，但没拦住。
傅聪出走英国的事情，是上海作协委托周煦良告诉傅雷的。周煦良是傅雷的好友，但到傅雷家中后却始终开不了口，他不知道傅雷会不会直接崩溃。直到傅雷主动提到傅聪，他才把一份《参考消息》拿出来给傅雷看，上面印着一行触目惊心的字：傅聪出走英国。
我们看《傅雷家书》也可以发现，从1958年到1959年，傅聪与父母之间的通信中断了一年多。直到1959年10月1日，朱梅馥才写信给傅聪道：接到此信，赶快写信来，只有你的信，是我同你爸爸唯一的安慰。据说，这还是夏衍帮忙将傅雷家的情况转达给领导人，他们才得以恢复通信。傅雷在信中这样告诫傅聪：
你既没有忘怀祖国，祖国也没有忘了你，始终给你留着余地，等你醒悟。我相信：祖国的大门是永远向你开着的。好多话，妈妈已说了，我不想再重复……你如今每次登台都与国家面子有关；个人的荣辱得失事小，国家的荣辱得失事大！你既热爱祖国，这一点尤其不能忘了。为了身体，为了精神，为了艺术，为了国家的荣誉，你都不能不大大减少你的演出。为这件事，我从接信以来未能安睡，往往为此一夜数惊！
傅雷当时因为带着帽子，他的作品必须要改名才能出版，但傅雷宁愿没有收入、饿肚子也不愿改名，这倒不是为了名，而是因为改名就等于承认了自己有错。不难看出，尽管生活在凄风苦雨之中，但傅雷仍是那位傲岸不屈的铮铮男儿！
更加难能可贵的是，在给傅聪的信中，傅雷丝毫没有抱怨自己所遭受的不公正对待，丝毫没有发泄自己心中的抑郁和愤懑，他只是平静地跟儿子聊音乐聊艺术，告诫儿子“个人的荣辱得失事小，国家的荣辱得失事大”，“首先要做人，才能做音乐家”。为了使傅聪能读到他的最新译著《艺术哲学》，傅雷还用了一个月的时间将书中对傅聪有帮助的部分端端正正地抄好，寄去了英国。
人老了当然要百病丛生，衰老只有早晚之别，决无不来之理，你千万别为我担忧。我素来对生死看得极淡，只是鞠躬尽瘁，活一天做一天工作，到有一天死神来叫我放下笔杆的时候才休息。
前面我们说到过，在傅雷的教育之下傅聪立下了“三大原则”。但到了1964年，为了得以继续留在英国，傅聪最终还是加入了英国国籍。这对傅雷来说，无疑是傅聪给他的第二次打击。得知这个消息的傅雷，近乎绝望，倒不是害怕自己被怎样，而是意识到傅聪可能永远回不来了。傅雷和傅聪之间的通信又中断了，好几个月后，傅雷在给傅聪的信中这样写道：
再彻底的谅解也减除不了我们沉重的心情。民族自尊心受了伤害，非短时期内所能平复……我们知道一切官方的文件只是一种形式，任何法律手续约束不了一个人的心——在这一点上我们始终相信你；我们也知道，文件可以单方面的取消，只是这样的一天遥远得望不见罢了。
对于傅雷来说，这样的一天确实遥远得望不见。1966年8月，在灾难产生之初，上海音乐学院的人便因为傅聪出走英国又加入英国国籍而找上了傅雷。他们冲入傅雷家中，翻箱倒柜拼命寻找傅雷的“罪证”。他们找到了傅雷与傅聪之间信，却发现字里行间尽是对国家和民族的赤子之心。但狂热的他们并没有就此作罢，而是让傅雷罚跪，变着花样的辱骂殴打傅雷。
1966年9月2日深夜，保姆周菊娣睡去之后。朱梅馥平静地为傅雷在书桌上摊开稿纸，傅雷则提笔开始了此生最后的写作——给朱梅馥各个朱人秀的一封信，同时也是傅雷的遗书。在遗书中，傅雷交代了十三件事。包括九月份的房租55029元，替别人修的一只手表，给保姆过渡时期用的生活费600元，姑母的存单600元，53.30元火葬费……
作为读者的我们，很难理解傅雷为何要说这样一句话。或许是不甘吧，他花了如此多的心血教育傅聪，但他却又因为自己而有家不能回，很可能永远都回不来了。或许是无奈吧，他这样始终坚守心中净土、怀有赤子之心的人，结局竟然是自绝于人民。或许是愤怒吧，为何他们要说傅聪是叛徒，要说自己死有余辜？
远在英国的傅聪，知道了双亲的遭遇后痛不欲生。外国记者知道消息后，都别有用心地想让傅聪发表谈话。但是，傅聪并没有因悲痛而愤怒，没有因愤怒而失去理智，没有做任何不利于祖国的事。他始终铭记着父亲在1963年6月给他的信中所说的话：
历史上受莫名其妙的指摘的人不知有多少，连伽利略、伏尔泰、巴尔扎克辈都不免，何况区区我辈！主要还是以君子之心度人，作为借鉴之助，对自己只有好处。老话说得好：是非自有公论，日子久了自然会黑白分明！
是啊，是非自有公论！在傅雷逝世13年后，傅雷夫妇终于沉冤得雪恢复名誉。傅聪第一时间回到了祖国，站在了傅雷夫妇的墓碑前，此时的他已阔别祖国20年。他看到墓碑正面镌刻着傅雷家书名言：赤子孤独了，会创造一个世界。背面则刻着对他父母的评价：傅雷，赤子之心，刚正不阿；朱梅馥，宽厚仁义，贤良淑德，与傅雷生则相伴，死亦相随。
傅聪说，父亲是我最好的老师。此言不虚，一切都写在《傅雷家书》中。事实上，傅雷不仅是傅聪最好的老师，也是广大孩子们的好老师，广大家长们的好老师，广大老师们的好老师。因为《傅雷家书》感情纯真、质朴，令人动容，对读者的道德、思想、情操、文化修养有着非常深远的启迪作用。如果让小新推荐一部可读性强、又有深远意义的教育书，那非《傅雷家书》莫属。
作者：文史之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