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禄山不仅将大唐盛世拦腰截断，更让节度使与藩镇这两个高冷词汇走入人们的视野。正因为身兼三镇节度使，安禄山得以有足够的实力发动摇撼大唐江山的安史之乱。在三百多年后，先后两次担任节度使的李玮却是另一番模样。李玮是宋仁宗的表弟，同时也是他的乘龙快婿。这位大宋节度使手中无兵无权，一辈子干得最惊天动地的事便是跟自己的公主老婆闹别扭。
三百多年里，节度使究竟遭遇了什么，为何从挑动天下反的彪形大汉变成了位高权轻的吉祥物呢？
唐后期：通往权力之路的节度使
安禄山虽然兵多，但想成功造反并不容易。他的士兵都是领工资的职业军人，工资要靠财政发放，军队的粮草、装备也要靠财政配备。此外，安禄山统辖的战区虽然面积广大，但是行政事务由州县管辖。如果朝廷和州县不提供补给，安禄山瞬间就被卡了脖子。关键时刻，唐玄宗再度出了昏招。他让安禄山同时兼任辖区内的营田使、采访使，安禄山的权力由此大为膨胀。
唐代宗广德元年（763），安史之乱终于被平定。为了安置已经投降却又桀骜不驯的安史旧部，唐朝只好将边区的节度使制度引入内地，让他们当节度使。为了对付这些不老实的节度使，唐朝在中原腹地广树藩镇，以此来控制经济命脉和军事要塞。
唐僖宗乾符二年（875），黄巢起义爆发。唐朝廷实力大损，地方实力派则迅速崛起。中唐以来脆弱的藩镇平衡被打破，朝廷再也无力制衡藩镇的发展。节度使终于得以放飞自我，野蛮生长。
五代：中央军事优势的重建
随着朱温称帝，昔日宣武军的藩镇军队摇身一变，成了后梁王朝的中央军禁军。为了防范其他节度使也称王称帝，朱温不断扩充禁军，兵力骤增至20余万。唐末原本羸弱的中央军得到空前加强。此后的皇帝们不断把自己在藩镇时的嫡系部队加入禁军中，不断扩充禁军的力量，到了五代第二个王朝后唐时，禁军实力已经初步在地方藩镇部队之上。中央有了驾驭地方的能力。在这样的背景下，藩镇要想改朝换代，必须借助外力。
宋太祖：削藩三策与再造中央
藩镇管辖的州府称为支郡。进入五代，朝廷虽然重新掌握了对境内州府长官的委任权，可出任州府长官的人选，往往是节度使的亲信、僚佐，节度使仍然对州府有很强的控制力。
建隆四年（963）四月，北宋先后灭掉荆南、湖南两个割据政权，两地旧有的藩镇体系也随之解体。宋太祖抓住机会，延续了周世宗的做法，没有再在新吞并的地区任命新的节度使，而是将这里的州县全部直隶朝廷，实际上罢废了支郡。此后，随着北宋逐渐吞并南方诸国，越来越多的州县在行政上直属中央，支郡制度在南方不复存在。在中央与地方实力此消彼长之际，宋太祖又任命高级文官（朝官）到北方的藩镇去做知州、州县，逐步架空节度使的行政权力。
在夺回行政权的同时，宋太祖又悄无声息地将手伸向了节度使的钱口袋。自唐玄宗天宝年间（742756）起，中央与地方一直实行财税三分制，也就是将地方征收的财税分成三份，一份上缴中央，称为上供；一份由节度使调用，称为送使；还有一份留给州府自己使用，称为留州。进入五代，朝廷对地方的钱袋子开始收紧。过去不少送使、留州的财政收入，以系省的名义，划归朝廷所有。虽然如此，很多系省仍然储存在藩镇，称为留使，节度使们仍然可以通过各种手段，对这些系省财物上下其手。
乾德二年（964），在赵普的建议下，宋太祖下诏，命令各州每年所收田租、商税，除了留在州中用于日常开支外，其余的货币一律送往京师。次年三月，太祖又重申了这道命令。从宋太祖连续两年下诏来看，这一政策落实得并不好。
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人们在大宗贸易中越来越依赖货币作为支付手段。可是作为货币的现钱太笨重，运输携带极为不便。为了解决这一难题，社会上出现了飞钱业务。在京经商的商人，可以将大量现钱交给节度使的进奏院，或交给京城富商开办的连锁金融机构，然后拿着进奏院或富商开出的票据，到相应的藩镇取款办事，这种汇兑业务就是飞钱。
开宝三年（970）五月，宋太祖在开封开设便钱务，规定商人可以将现钱交给国库，然后由便钱务发给票据，商人凭票到各州府取款。由于此前宋太祖的两道乾德诏令，已经使地方财税全部以留州名义挂在朝廷名下，这就为便钱务提供了法律依据。
这样，国库不断吸纳商人的货币，而各州府以留州名义虚报截留的货币却被商人兑换走，地方的货币变相流入朝廷的国库。
为了收其精兵，宋太祖也做了大量的铺垫工作。早在建隆二年（961）五月，太祖便下诏，要求藩镇提升那些骁勇善战的精锐士兵的个人等级。这道诏令获得了广大藩镇的积极响应。因为藩镇登记的精锐士兵越多，就越有理由截留更多的财税，从而就越有财力雇佣更多的士兵，供养更多的军队，然后对抗朝廷。
乾德三年（965）八月，太祖终于公开了自己的真实目的，发布了开国以来第一道收编地方精兵的诏令。收兵令要求藩镇将精锐士兵送至开封，由朝廷的军头司负责拣选，符合标准的就留下补入禁军，不符合的就退回藩镇。由于有了四年前的准备，朝廷早已掌握了藩镇精兵的实际人数，使得藩镇无法瞒报。就这样，全国的精锐部队被征集到首都开封，藩镇军队走向衰落。
失去实权的节度使
宋太宗在罢废支郡制度后，又将全国划分为15个路。历经演变，路级机构逐渐形成主管财政、司法、监察的转运使司，主管司法的提点刑狱司，主管救济、水利、茶盐等的提举常平司，以及主管军事的安抚使司。四个路级机构互不统属，甚至连驻地、辖区都不同，它们互相监察，互相牵制，有效防止了地方割据的死而复生。
与收夺行政权和财政权相比，收夺地方兵权后，一个更直接的问题浮出水面：地方部队消失了，谁来维护地方治安和边镇安全？既然厢军不行，就只能靠禁军。太祖晚年，随着宋朝疆域的扩大，禁军兵力增长至19.3万。对于这近20万禁军的使用，太祖采取两个原则。
第一原则是内外相制。太祖将十万禁军驻京，十万禁军外派地方。一旦京师生变，各路兵马就能联合起来，讨伐不臣；而一地一州的禁军，又不足以发动颠覆天下的兵变。第二原则是更戍法。屯驻在地方的禁军每隔一两年，最多三年，就要更换一次驻地，或者调入京城修整。更戍法换兵不换将，这样既能保证将领长期驻守一方，熟知地利风俗；又能防止士兵与将帅结成根深蒂固的私人效忠关系，从而降低地方叛乱割据的概率。
没有实权的节度使，从此失去了往日雄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