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电影要买票，大家都知道，看电视还要买票？不是题目写错了吧？
没有错，那年，也就是1977 年年末，当搞副业之风悄然抬头时，在关里当铁匠的父亲，就被东北一个乡村的生产队长不知道拐了多少个弯请到了当时叫红星二队的地方，担任生产队烘炉的掌钳师傅，我们一家也就随着迁到了东北。
1978 年的春天，虽然国家没有明确的政策允许，可许多大队都偷偷搞起了副业。当时，烘炉是众多致富门路之一，主要是给一些国营企业加工一些配套的零件，说不上多么红火，倒也能增加不少的收入。记得，1978 年的一年下来，每个工分的分值就从原来的0.25 元，涨到了1.25 元，集体、个人收入都有了较大的提高，为此，当时省里办的《红色社员报》还专门刊登了红星二队靠烘炉过上红火日子的事迹。有的社员听说别的地方买电视，就提议生产队也买一台电视。生产队收入上来了，队长也十分高兴，再听社员这么一撺掇，当即进省城托人买了一台9 英寸的电视机。电视机买回来的那天，正是腊月初八，不但生产队放了一挂大地红的鞭炮，有些社员家也把压箱底的鞭炮倒腾出来放了一气，把小村提前拉进了过年的气氛之中
电视机买回来了，但问题也来了。电视机放在哪呢？大伙咋看啊？就那么一台小电视，放在哪才能保证大家都能看上呢？开始，有人提议做个大架子，放在露天的高处，让大家像看露天电影一样看。可是，负责放电视的生产队电工小黄说了，没有那么长的电线连接电视，即使有，这个季节是冬天，天天让大家冻得发抖地看电视也不是回事，就是电视也受不了啊。这玩意儿娇性啊！小黄煞有介事地对大家说。
当时，整个生产队就小黄一个人懂电视，他说啥是啥啊。后来，生产队长发话了：就放在生产队吧。那疙瘩暖和，电视保证冻不坏。再说，那屋子也不小，炕上炕下的能装不少人呢。可紧接着问题又来了：那屋子是不小，可不能把全生产队70 多户、200多人都装下啊！
那咋办呢？最后，是生产队总在外面闯荡的采买员出了个主意：人家城里的电影院，谁进去都买票，咱们也卖票吧，票价也别高了，意思意思就行，主要是每天限量卖票，屋子能装多少人就卖多少张票，这样看电视的人不就正好坐满屋子吗？中，就这么着了。生产队长，人称冯大巴掌的冯队长，大巴掌一拍，这事即定下来了。
电视票由生产队会计负责制作。说起来其实很简单，就是把不同颜色的纸裁成若干等份，正面用钢笔写上电视票三个字，背面再盖上生产队队长的名章，就算是一张有效的电视票了。为啥用不同颜色的纸呢？就是防止重复使用，每天换一个颜色。每张电视票定价为2 分钱。每家每户不能说每天都能舍得去，最起码每个礼拜去看一次，还是买得起的。为了防止在售票和收票中作弊，收票和售票是由生产队的几个人轮流换岗。
每天负责放电视的当然是生产队电工小黄了。他还担任着另一个重要任务在每天电视演到最后预报节目时，把第二天最精彩的节目，用毛笔写在一张大纸上，贴在生产队门前，让社员们有选择性地买票。
以前只看过露天电影的社员们，从来没看过电视是什么样子，谁不想看看新鲜啊。原来都寻思社员们舍不得这2 分钱的电视票钱，哪知道，每天的电视票一开卖，就早早地被大伙抢购一空。可不是吗，电视买回来的时候，正是东北农村猫冬的季节，大伙都闲得没事干，这电视谁不想看啊。买不到的，也没办法，只好等第二天再说，有的实在想看，就在电视开演时，趴在生产队的窗户外头听声东北冬天的窗户全是霜啊，想看里面也看不到。至于我们这些小孩子呢，就盼着大人啥时心情好，格外开恩能让我们奢侈地去看一回电视。
但小孩子好奇心实在太强，大人们开恩的时候又少之又少。于是，这帮嘎小子便开始动起了歪脑筋，开始琢磨着自己动手做电视票。彩纸在学校做墙报时，可以偷偷地留一些，字也好模仿，反正会计的字比我们小学生的字也强不了多少。最难弄的是生产队冯队长的印章。后来我们想来想去，还是想出了办法把画图画的蜡笔削尖了仔细地画印章。有时，我们的同班同学冯队长的儿子还能趁他爸爸喝醉时，偷摸盖上几张。
特殊年代产生的电视票，在那个小村一直存在了三四年，直到上世纪80 年代初，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使农民逐渐富裕起来，家家户户陆续买了电视，电视票才最终完成了特殊的历史使命。
那个9 英寸的电视机呢，也想作为生产队的财产，分给社员，可已经没人看得上这个9 英寸的小家伙了，人们早就开始瞄准14 英寸的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