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想让我知道，他不是一个乞讨者，他不需要施舍，他只是身体残疾，可他一样有着独立的人格和自尊。
送儿子去安排他的住宿，儿子的新学校位于上海最繁华的地段，宿舍是在校外的，一幢想必是孤岛时期建造的老上海大楼里。大楼有着厚重的石砌外墙，坚实庞大的构架，线条简洁，具有西方古典复兴式风范，楼洞的双开门拱楣上有雕刻，稍带了巴洛克的华丽，只是年代久远，有些磨损。老电影里，这样的门楣上，大约会吊一只红十字灯箱，低调而又显然的西医诊所标志，通宵亮着，在1930年冬季的夜晚，以暗弱的白底微光安抚着周边每一栋居所里生息着的市民。
高架路的两侧是一幢幢老楼，以及躲藏在门脸背后弄堂里依然生存的石库门居民。站在儿子的宿舍大楼门口，举目即可眺望黄浦江东岸的东方明珠以及中国第一高楼环球金融大厦，只不过并不是宽阔的视野，而是由楼群开辟出的一条银河，银河通向的那一边，是高耸入云的当代金融文明，这一边，却是老上海历史的沉淀。小门面的私人胭脂店，昼夜经营的连锁便利店，修理电视机照相机的铺子亦是由透亮的玻璃围绕，收拾得干净利落此地，让我感觉甚好，好在有着缕缕生活气息。
儿子和他爸爸提着行李进了楼洞，因为街边没有停车位，我只能留守在车里等候。我想把车再开到靠边一些，不要影响了路上的行车才好。可上街沿边站着一个中年男人，我的车贴近他时，他也不移动寸步。心内就对这个中年人很是不满，站着不走看风景，也不必如此逼近车道。
他瘦削而微黑的面庞上有几近深刻的皱纹，并不太大的眼睛坚定地看着马路对面的远方，目光竟纹丝不动。心里一惊，随即发现他手里还有一根细棍，红白荧光条纹，夜间发亮的那种。顿时明白，他是一个盲人。兴许已经站了良久。对面是江西路岔口，也许，他要过马路，但车流如水，汽车的轰鸣声没有停止过一秒，他的听觉一定告诉他，他过不去。
于是打开车门，走到他身边问：先生，你要过马路吗？
他立即侧耳向我，脸上露出笑容：不是，我在等人。
果然是盲人，只是站得太靠车道，不安全。刚想告诉他退后一步，却听他开口道：请问，现在几点了？
一口纯正的沪语。我拿出手机看：现在是10点50分。
哦，谢谢你啊！那再请问一下，马路对面是不是云南路？有没有一个车站？他又含笑询问，态度谦逊有礼，语气却没有一点卑琐。
云南路离这里还有一站路呢。我拉起他的手指向右边。他点头微笑道谢，便不再说话。
我有些放心不下，倘若与他相约的人说好是在云南路的某个车站等，那么他站在这里，岂不永远等不到？我说：你是想去云南路吗？还有好几个十字路口呢。你等的那个人有没有手机？我给你拨个电话给他吧。
他说有，随即报出一个电话号码，报完又补充道：谢谢你啊！我会给你钱。
电话拨通，是一位男士，我说：请问，您是不是要去见一个我不知道如何说下去，他就站在我身边，造次的称呼会不会对他不尊重？却听见他在一旁提示：见一个盲人。
他自称盲人，十分坦然。我赶紧对电话说：请问您是不是要去见一个盲人？
得到肯定回答后，便对电话中人说，他要等的盲人正在江西路口延安东路270号门口。
挂上电话，告诉他，他要等的人很快就到，至多十分钟。他连道谢谢，手里早已捏着两个准备好的硬币递给我。
我说不要，便朝车上躲去，他长长地伸着手，却是无法追着我给钱。最后，许是感觉我已经走开，便朝着我的方向又微笑着道了声谢谢。然后扭头，继续安静地眺望着远方，等待着他相约的人。
我就坐在车里，隔着挡风玻璃看离我只三米远的他。他可真不像个盲人，他的眼睛不是那种显然失去视觉的一双黑洞，也没有戴那种欲盖弥彰的墨黑眼镜。他的衣着质地并不华贵，却干净，颜色还鲜亮，他一定是希望以健康良好甚至帅气的形象示以世人。可适才他还坦然地提示我，我可以把他称为一个盲人，他好像并未因此而自觉低人一等。他在接受我的帮助时，更不忘及时告诉我，他会给钱的，并且早早地把两块钱准备在手里。也许，他最担心的就是那些所谓的健康人的误解，他想让我知道，他不是一个乞讨者，他不需要施舍，他只是身体残疾，可他一样有着独立的人格和自尊。
这么想着，我就觉得，他可称得上是一名绅士，谦逊、明智、坦然，并且自尊的绅士。
我无法猜测这个年似五十的盲人的出身和学养，想必他是住在延安东路后面某条弄堂里的居民，一个最普通的上海人。
倘若这个大都市里每一个健康的市民们，都具备了如此高贵优雅的绅士风度，倘若大都市怀拥的市民们，每一个都是如此的自尊而省明，这个城市，才真正不愧为一个百多年文化积淀下来的文明优雅的城市吧。
五分钟后，一个年轻男人从江西路过马路，与中年盲人接上头，然后搀扶着他走了。我终于放下心来，那会儿，我忽然为自己身为这个城市的市民而感到略微的骄傲。只是暗觉奇怪，这份骄傲的情绪，未曾从盛大的庆典抑或101层的中国第一高楼上得到，而是来自一个盲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