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那是1987年6月30日下午，一天中的最后一节课，操场上的每个人都兴奋得如同头顶上那颗盛大而炽烈的太阳，连黑老师也不例外他居然只让我们列了个队就转身跑开了，还异常慷慨地把一切权力都交给了体育委员。我们两个班60来个人齐刷刷地瞪大眼睛，集体目送他跑过教室，跑过食堂，跑过一棵又一棵的水杉，直至跑出了学校大门。最先反应过来的是体育委员，他左手抱着起毛的篮球，挥挥右手喊道：今天是本学期最后一节体育课了，只要不离开操场，你们爱干吗就干吗！
于是，操场上有无数个小锅沸腾起来：打篮球的、打排球的、玩乒乓球的，耍单杠和双杠的，甚至有两伙女生窝成堆跳房子、踢沙包去了。虽然那时我们普遍营养不好，个头儿也比较矮小，但我们这群初中一年级的山里娃立刻就把偌大的黄土操场翻搅得尘沙腾腾、乌烟瘴气。
两个乒乓球桌早被一伙男生抢占了。尽管女生只有等候的份儿，可我还是心甘情愿排在队伍的末端。毕竟，除了上体育课时可以摸摸乒乓球，平时那两张硬邦邦的水泥台要么被高中部的高大壮们霸着，要么被初中部的低矮凶们占着，我们这些小女生根本近不了它们的身。
但等待的过程实在难熬，那时的乒乓球比赛还是21分制，一个人上去，即使一分不得，也得有21个来回，而且中间还有抛球、接球、捡球等过程，再加上每一个上去的人都怀揣着赢球的梦想和决心直到眼睛都差点儿看绿了，我才终于接过球拍，可惜对手是邻班最强的那个男生。站在他的对面，我们只不过是等待他轮番清扫的秋叶，而他，就是那一缕永不止息的疾风。
眼看时间过半，我再也没有耐心等到第二轮上场，便拉了好友华一起跑去玩双杠。有两个女生并排坐在其中一副双杠上，嘻嘻哈哈讲着什么，见我们过来，也没有要避让的意思。我和华只好去玩另一副高一些的双杠，由于这个双杠下面铺的沙子比较少，自然要危险许多，但也无暇顾及了。体育课永远是我们的最爱，因为只有在体育课上，我们才可以跑，可以跳，可以拍，可以打，可以在太阳下追来撵去，可以在风声中呼来喊去，可以任凭学校东南角的油菜花灼痛我们的眼睛，可以纵容伸进院墙的桂花香破我们的鼻子。
所以，但凡上体育课，我们都会特别自觉、争分夺秒，何况黑老师还难得不在场，何况我最拿手的就是玩双杠。我不但可以屈膝弹起、翻身坐上双杠，还可以在两杠之间穿花儿；华和我一样，也能在双杠上让自己的身体像溪水一样辗转腾挪。我们两人各占一头儿，你上我下，你左我右，变着各种花样地玩儿。坐在另一个双杠上的两个女生停止了叽叽喳喳，用不着偷瞄，我也知道她们是被我们惊到了。
二、
黑老师的哨子就是在这时吹响的。同学们从四面八方往木头旗杆处跑去，在黑老师面前聚拢，排好队形。没想到黑老师摆摆手说：散开散开，10人一组，每两人之间间隔一个手臂的长度。我们的鞋子在干燥的泥巴地上摩擦出一片吱吱啦啦的声响，站在黑老师身旁的两个穿天蓝色运动服的瘦男人不约而同皱起了眉头。黑老师说：同学们听我的口令，双脚与肩同宽，下蹲我们蹲下后，一时双手侧平举，一时上平举，一时握紧拳头，一时五指张开，每一个动作都要保持一分钟左右。黑老师和两个运动服在队列中走来走去，偶尔捏捏这个同学的肩，偶尔摸摸那个同学的背。我也被黑老师和其中一个运动服分别按了按肩膀、端了端胳膊。
满以为按了、端了，我就可以偷偷收臂敛腿休息一下，没想到运动服刚向前走了几步，又转回来，让我双臂屈肘，再向后扩胸。于是，我不由自主往外挪动，力图把两腿再打开些。这时只听噗噗两声，我的裤裆竟突然开裂了！我后面的同学大声哄笑起来，前排的同学先是扭头打量，接着就纷纷站起来，拍手的拍手，跺脚的跺脚，全都笑得像炸开的臭西瓜。我一时呆若木鸡，脑中一片空白，就那么蹲着，就那么双臂屈肘举着，就那么牢牢锁在原地。两个运动服都把脸别到一边，咬着牙。黑老师也掩了掩嘴，但很快又绷紧脸说：笑什么笑？全都给我蹲下，告诉你们，就她做得最好。他又拿手在人群的头顶点了几点说：今天是县上的领导亲自来选苗子，你看你们，一个个都不争气！
人群突然安静下来，这种安静让我醒了过来，顿时，羞耻像一根绳索紧紧勒住了我。我疼痛难忍，想说点儿什么，一张口，却变成了大哭。于是我一边哭，一边把两腿收回来，抱着头，紧紧地攥住自己，恨不得攥成一滴水落进干燥的土里去。可惜我不仅没能把自己攥成水珠，反而清晰地感觉到汗水正顺着凸起的背脊四散跌下，密密匝匝，嘈嘈切切，像奔腾的瀑布。
黑老师把我拉起来，同时解散了人群，让华陪我回寝室换条裤子再出来。我只有3条夏季穿的裤子，现在只剩两条能穿了，自己又不会缝补，一想到这些就又悲伤起来，哭得不能自抑。最终华让我换上她那条老红色的运动裤，我才抽噎着走到黑老师面前。
那个让我扩胸的运动服说：你的条件不错，将来有可能做运动员呢，不就是被大家笑话了吗，算得了什么？不要哭了。我心里恨恨的，但嘴上又不敢分辩，就只管盯着自己的两只脚。黑老师对我和华说：我们学校就推选你们俩了，期末考试结束后暂时不要离校，我带你们到县一中去。
三、
果然，期末考试结束第二天，天刚蒙蒙亮，黑老师便带着我们赶乘从镇上开往县城的首发班车。我和华坐在前排座位上，两个人都把对方看了又看，又把后面的黑老师悄悄地看了又看，还是没有问出口：到底要带我们去做什么？其实这个问题从30日那天开始，就已经在我心里翻腾了。可黑老师只管闭着眼靠在座位上，不知是没睡醒还是特别享受班车的晃动。车一路晃到了站，一时间，又宽又直的街道、又高又大的楼房、漂亮轻快的轿车、洋气骄傲的人们，纷纷撞入眼帘，我晕晕乎乎的，根本不知是怎么回事就站在了县一中的操场上。
早有一些人等在那里了。黑老师说：不用担心，这都是各校初一的学生，你们俩正常发挥就行了。于是，我和华严格按照统一指令，接连完成了50米、100米、200米、800米跑以及蛙跳、仰卧起坐、单杠引体向上等项目。除了长短跑和仰卧起坐我们能够独立、娴熟地完成，蛙跳和单杠引体向上都是由一个女老师先示范，我们跟着做，但好歹也算顺利完成了。唯独最后的举重，我们蹲下去后，无论如何都站不起来。我一面担心裤子再次开裂，一面觉得手臂完全不听使唤，所以杠铃还没过肩，就一下子砸到地面上。女老师说：不行，她们完全没概念。黑老师抠着脑袋答道：学校条件太有限了，平时没训练过这些。女老师说：没办法，这次只招举重的。黑老师说：进不了也好，当运动员太辛苦了。原来如此！可有什么办法呢，我竟然连最轻的杠铃也举不起来。对于一个连运动裤都买不起的山里女娃来说，即使学校再有条件，家中经济的窘迫也撑不起生活所累积的重量。
但我至今都记得，当时的心里如同蒲公英举着白蓬蓬的花朵突然遇到一阵风一样，噗地四散飞扬开去。那些绒毛似雪，仿佛飘荡在春天原野里的细碎歌声，以至于后来每每看到赛场上举重运动员挺身而起，我的耳边就总会响起花朵绽开的集体吟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