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初，我在兰州的步行街上看到黑摩的不停地穿梭，非常猖狂，但站在一旁的城管却不去管理。
直到有一日，一辆摩托车把一位老人和小孩撞倒时，我去询问城管，城管说他们不敢去管理。一位年轻的城管队员将自己的裤腿挽起，我看到他腿上有一道很长的疤痕。他说那是他去管理黑摩的时被撞的。
在那一刻，我突然感觉到城管仿佛成了弱势群体，现实到底是什么样子？管理者和被管理者之间到底存在着什么样的深层次矛盾？在那一刻，我决定拍摄城管。
当很多朋友知道我要拍这样一部选题时，都摇头，面露难色，声言最好不要去触碰。说实话，这确实是一个烫手山芋。
我曾在杭州电视台法制部工作过五年。五年中，因为工作的拍摄需要，我与公检法的人打交道，用镜头记录他们的工作与生活，也记录着老百姓的家长里短，苦辣酸甜，那些看似鸡毛蒜皮的小事，对于老百姓来说，却是天大的事。其实，从事公检法的人，脱掉制服也是老百姓。生活向来是真实的，谁也不要给谁贴上标签。
在选题确立后，我并没有盲目行动，拿着机器直接去拍，而是去了兰州市执法局进行询问和调查。因为，在我原有的认知中，城管在工作中，一般是不愿意让周围人拍摄的，一是在舆论引导下，他们已经背了包袱，二是在工作中，他们生怕发生冲突被周围人选取一个点而发到网上造成不必要的麻烦，除非你是电视台新闻媒体，可他们对媒体，一些也只是配合，这样就很难拍到鲜活的事件和人物。我想，只有自己先沉下来一点一滴交流，慢慢与城管打成一片。这样，难题就会迎刃而解。
当我真正融入其中时，才发现城管的工作量很大，而且困难重重，这也说明拍摄城管的工程量也会很大。因为在我原有的认知中，城管主要是管理店外店经营，小摊小贩之类，没想到，城管要管理空气污染、楼房违建、环境卫生、违章停车等等，城管几乎是一个大概念。而在这样的一个大概念下，选择人物就至关重要。因为对于纪录片，除了选题之外，一个好的拍摄对象太重要了。
2016年2月初，我开始跟着兰州市执法局的城管队员拍摄，当时，兰州正在做兰州蓝的蓝天工程，兰州的蓝天指数排在了全国前十，并在巴黎气候大会拿到了气候变革进步奖。
我决定把气候作为拍摄城管的切口进入，联系到了负责空气污染的城管支队。我把镜头锁定了一位队长，他四十五岁左右，性格还算外向，较为善于表达。他每天带着队伍管理渣土排放，扬尘扬沙等，但是在一个月的跟拍中，无论是人物还是事件都没有超出我的想象，一切都很平常。这个时候，我觉得自己必须要换一种思路或者换一群人。
2月下旬，我在腾讯上看到了一篇新闻，说兰州市七里河区成立了首支女子城管中队，实行温柔执法，微笑服务。
这个消息一下子点燃了我的希望，我抱着试一试的态度联系到了女子中队，女子城管队员们的热情感染了我。因为是一支新队，又因为队员们的年龄区间在1985年到1995年之间，这一张张鲜活的面孔，让我直觉有戏。
在女队里，首先最吸引人的就是支队长，队员们称她为粽子或者二姐。她性格外向，善于表达，做事雷厉风行，而且全队只有她一个人戴眼镜，而且是蓝色花边的那种，很有特点。
在与她沟通中，我发现她很有故事，她考过北京电影学院，有个当演员的梦想，在北京国航工作了七年又回到了兰州，种种经历让人想去探究她。
还有一个人物也很有特点，她叫魏娇娇，她的母亲就在摆摊，她又是城管，摊主和城管出现在一个家庭里，这就很有意思。但遗憾的是，她基本不善言辞，只是接受了采访，不太愿意让我跟拍她。
2016年4月下旬，在拍摄女队将近两个月后，我遇到了男队的教导员张伟和大队长杨凡。他们都是军人出身，退伍后来到了七里河执法局工作。张伟曾当兵16年，他那种做事雷厉风行的状态吸引了我。杨凡当兵五年，曾参加过汶川地震救灾，他那种做事冷静严谨的态度同样也让我有想拍他的冲动。
拍摄初期，我还想拍一位城管，一位摊贩，让他们之间有交集，但实际操作发现很难，而且这个格局太小。
首先拿摆摊的个体经营户来说，他们就分五种，一是下岗工人，多是50、60后的人群，他们没有办法，必须要靠摆摊养活一家人，还要交养老保险，甚至还有一些失独家庭。二是农村来城市的人群，他们想留在这边，又没有太多文化知识，选择以摆摊作为生存方式。三是地头蛇，他们的父辈就把这里的摊位全部屯在自己的手里，接着再租给其他人。四是一些80、90后的人群，这部分人群被称为新一族的摆摊人群，他们有很多是大学毕业，决定自己创业，他们说拿工资也不过两三千元，摆摊也差不多，还不用看人脸色。五是白天有工作，晚上摆摊的人，这是他们的副业，只是晚上闲暇来赚钱。
而城管也可以分为三种，一是有编制的城管工作人员，他们多是大学毕业，或者父母就是城管，他们有自己的生活圈子，有的也在外面开着店面，靠这个工作拿着一份旱涝保收的工资。第二种就是合同工，他们其实是协管员，在我拍摄的执法局里，这个群体占大多数，他们其实也不容易，一个月拿着两千元左右的工资，每天没日没夜的上班，有的家境并不富裕，甚至家里也有摆摊的，比如说女队的魏娇娇。第三种我想就是任何行业都会有的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的人，他们的素质并不高，也是极少数的人群。
2016年7月初，执法局的一次会议才让我渐渐理出了一条拍摄线索和主题，会议内容是讲七里河区面对脏乱差，要进行一次集体大整治，无论是男队和女队的队员都进入到了一级工作状态。
而我就把这一次开会内容放在了整个纪录片的最前面，从讲故事的方式来说，这就是一次大的目标，所有队员都围绕着这次整治而产生了大的动作，而在大的目标下每个队又有小的目标，这样小目标又构成了大目标，这样故事就一点点清晰了。
就这样，这一拍就是三年，我完整纪录了兰州市七里河区在创建文明城市下的一次集体大整治。当然，拍摄的过程也是非常艰辛。当《我是城管》在影院上映时，很多城管和摊主都来观看，许多观众潸然泪下，现场观众和业内专家看完这部纪录片，觉得这是一部极其具有社会责任感的纪录电影，有血有肉。之后，影片又在国内外电影展上获得众多奖项。
这次拍摄的经历让我终身难忘，这是一次艰难的旅程，是苦行僧的修行，也是一段刻骨铭心的创作学习过程。一是让我学会渐渐地打开自己，去爱自己的被拍者。二是意识到纪录片也要讲故事。三是纵深，不仅仅是故事的纵深，人物的纵深，还有纪录片中的内核，这个内核是不可言语的，但又是清晰可见的。只有体味到被拍摄者的温度，才能够让真实呈现于镜头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