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美国当地时间2021年11月2日早7时，着名哲学家、美学家李泽厚在美国科罗拉多逝世，享年91周岁。李泽厚生于1930年，上世纪80年代出版《美的历程》《中国美学史》《中国思想史论》等书，这些书是许多人的美学启蒙读物。
本刊特转发一篇旧文，以表纪念。
李泽厚在北京的家位于北京城的中心，紧邻王府井的胡同中一栋高楼，约50平方米的小套房。从东边窗口望出去，是美术馆端端正正的小广场；探出身子往南看，是景山公园林木掩映的楼阁。转到西边的阳台，能看见天安门和前门巍峨的檐角。窗台下，一溜儿摆放着红色的桃子、黄色的橘子，给白色的阳台镶了一道彩边。
这些老北京的景致，是他用位于北京西郊皂君庙、面积相当于现在两倍的房子换来的。住在这里才是真正住在北京了。他露出满足的笑。
在北京时，他仍然固执地坚持一些看起来是怪癖的习惯：坚持穿睡衣待客，即使是面对镜头也不换装。据说他访问日本时，住和式的传统房子，必穿拖鞋走在不许穿拖鞋的榻榻米上，要不然说不舒服。他的朋友何兆武说他是湖南骡子，倔，因为这份倔强，所以在百废待兴的80年代，最终是他站在那里，为年轻人打开一扇走出荒芜的大门。他的确有自己新的见解。何兆武对记者说。
从学生到学者，李泽厚说自己的经历相当简单，但波折不少。有的是少年成名带来的人际压力，有的是学术之争导致的疏远，还有遭受饥饿、劳累等多种磨难的时代，以及A型血自闭悲观的特质，造成他比较抑郁和孤独的性格。
2009年9月9日，在翠花胡同给他拍完照，天色近晚。挥手道别后，他一个人沿着胡同，穿过马路和街心花园，走入地下通道。老年人的背影总容易显得单调孤独。2002年的时候，他的朋友说他走路顾盼自雄，他说，没有，我是踽踽独行。
因为孤独，所以他能看清中国社会的一些现实问题。他给了记者一张粉色的纸笺，说上面的话可以代表他的观点：
纵使文章惊海内，纸上苍生而已，似春水，干卿底事龚自珍。
青年李泽厚：穷困、激情
1945秋，李泽厚初中毕业，考上了当时湖南最着名的省立一中。因为没钱入学，只好进了吃饭也有公费补助的省立第一师范。贫困是李泽厚不完美的青春年代的一个烙印，一直持续了他整个学生时代。家道中落，没有饭吃的那种种痛苦，你是不能体会的。他对记者说。
所幸他天性聪明，一路入读的都是名校。湖南省立第一师范有名但很保守，***党棍做校长。当时进步学生运动风起云涌，学校里却没什么进步气氛，连《大公报》都不让看。但是书店还可以看到一些，比如斯诺的《西行漫记》，马克思本人的着作。我只好每星期天过河，去城里的书店站一整天。李泽厚对记者回忆。
也许正是因为这样，比被动灌输的东西印象要深得多。我不喜欢人云亦云的东西，不喜欢空洞烦琐的东西，恐怕都应追溯到自己那个穷困、认真、广泛阅读的青年时期。李泽厚确实信奉了马克思主义，这在学风保守的学校是一个异类。全班就我一个人倾向进步，后来被学校拉进黑名单，还突击检查我，不过我事先把书藏好了。我还一直想加入***，当时湖南大学就有地下党，后来因为母亲死了要奔丧，等回来以后再找这个人，就找不到了。可能他们也不会接收我，我当时太高调了，周围人都以为我是***，连我弟弟都这么以为。
我当时也是不要命的。去送***的一个文稿，街道上真是军警林立，我把文稿藏在鞋垫下面。所以我对一些学生说，不怕死有什么了不起。我就不怕死过，但那不解决问题。这是李泽厚一生中和政治以及主义最亲近的时刻。当时我们毕业时有个小册子，每个人写几句话。有个同学居然记得我写的那句话：不是血淋淋的斗争，就是死亡。敬录KM语赠别本班同学。KM就是Karl Marx（马克思）。
1950年，李泽厚考上北京大学哲学系。新中国刚成立，就开始抗美援朝，李泽厚还是满怀激情在系里作讲演，但他对入党的态度却有改变。我的确接受马克思主义比较早，就看不起很多人。解放后我看到一些人入团、入党太容易了，就是积极一点啊，表现好啊，他们不是真的信仰。入党是要真的信仰，你要献出你自己。
穷困一直折磨着他。记得我那时只能买零星的活页纸，硬本没用过。甚至有时连牙膏也不买，用盐刷牙。把那几元钱积存下来，寄给正在上中学、父母双亡的堂妹。我得了肺结核，一些活动不能参加，就把更多时间放在读书和写文章上。
李泽厚于是独住在楼顶的一间阁楼里读书。阁楼光线极暗，白天也要开灯。1958年出版的《康有为谭嗣同思想研究》一书，基本上是那时写成的初稿。他利用藏书极为丰富的北大图书馆翻阅、抄录了许多原始资料。有的年轻人看我现在写文章很快，以为这是天分，其实我是下过笨工夫的。李泽厚说。
才气上自傲，物质上自卑。李泽厚后来跟朋友对谈时说起：很遗憾，北大我倒看上过至少有两个女孩子，挺喜欢，姓甚名谁、哪个系的都打听清楚了。可是跟她们一句话也没讲，她们也不知道我何许人。
他初中时酷爱鲁迅和冰心。两位名家一刚一柔，刚好对应了他生活中的不幸和幸福。鲁迅叫我冷静地、批判地、愤怒地对待世界，冰心以纯真的爱和童心的美给我以慰藉与温暖。李泽厚说。因此在以后的人生中，他为维护自己所寻求的真理，不惜两面作战；在回忆母亲、童年、故园以及曾爱慕的女生时，文笔却又轻柔优美。
不为任务写作
大学毕业后，李泽厚分配进入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当时叫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李泽厚在社科院是个异数。他不按领导的指示来写，那时总挑他毛病，开了好几次批判会。何兆武对记者说。
在政治性上不过关，但李泽厚却在学术上颇有建树。1955年，他发表了《关于中国古代抒情诗中的人民性问题》。这篇文章和此后关于美学的论战让他成名。这时，他不到30岁。1987年去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主任说，我们很早就读过李泽厚的名文，获益匪浅。我当时脸红了。同样的现象还发生在日本。80年代初去日本，一些日本同行都很惊讶地对我说，以为我应该是白发苍苍的老者。李泽厚对记者说。
50年代后期我有很多钱。印象最深的是1956年冬，我在《哲学研究》上发表一篇美学文章，在《历史研究》上发表一篇关于孙中山的文章，稿费加起来1000元。当时我的月工资收入才56还是70元，反正很少。我1956年就拿过每千字20元的稿酬，这是当时的最高稿酬。一般是10元左右。
这是李泽厚富足生活的开始。他买了一个唱片机，电动的，不用手摇，这在当时是奢侈品，但他仍然不讲究穿着。在新加坡，人家叫我买件名牌衬衣，我说，名牌穿在身上是负担。我买了一块不太坏也不是名牌的表，就可以了。
从上世纪50年代后期开始，李泽厚很少为金钱的事务发愁。即使是在被下放的60年代，他被开除公职，但是有未用完的稿费支撑着他。约有2000元吧，相当于现在的两三万元。李泽厚说，1960年下乡那次，饿得全身浮肿，但冬天回到北京，只有高价饭馆才有肉卖，所幸还有点稿费，那就不在乎。他到高级饭馆去吃了好多次，大吃了几次肥肉。
李泽厚的版税很早就超过百万，这在学者中是少见的。采访中，他几次提到：我个人经济搞得很好。我从美国回来是坐商务舱，我自己掏钱的。
作品在学界和市场上都通过了检验，这使李泽厚有底气立下一个规矩。50年代就定了，不为政治任务，也不为经济考虑写文章。这一条至今一直坚持。50年代我不是已经有点名气了吗？那时候约我写文章、出书的很多，我99%都拒绝了。李泽厚说。脾气倔强，不懂迎合却偏偏少年成名，付出的代价就是人缘不好。这个特点到老年也没改变。北京城中心的房子，清雅干净，却少有朋友拜访。
李泽厚确实不善于处理人际关系。钱钟书给他写信，他说想不好如何回复，拖一阵就忘记了。替宗白华写《美学散步》的序言，我始终没和宗先生交谈，我没去看望他，事前事后也没去征求他的意见。
地下思考，边缘写作
李泽厚从***时就开始考虑经济问题。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就是吃饭哲学。吃饭是什么？吃饭就是发展经济嘛。我非常欣赏莫言，他在文章里写，饿的时候，他吃过煤渣，到那个时候所有荣誉、地位，什么其他东西都是次要的。那是！我没有饿到那种程度，但是我知道这一点，我理解这一点。我经历长期饥饿的就是下放农村，吃的真差，什么东西都没有，一天只有4个生白薯，还要劳动。那时牛都死光了，我还保留人拉犁的照片，一二十个人包括农民在内，共同控犁耕田。
大部分知识分子不得不随政治运动沉浮，表面上，李泽厚也不例外。他也不一定离经叛道，不过总是有自己的想法。何兆武对记者说，***时候，我们每天早上读林副统帅的再版前言，每天都在背这个。李泽厚也背。他参加劳动时甚至非常积极。老想和别人比谁背得更重。我最重可以背105斤。李泽厚对记者说。
他的反抗方式是温和的。我对康德很早就有兴趣，是下放时仔细读的。上面盖着毛选，下面就是康德的这本书。因为那本书就是要慢慢读的，要非常细心，真是一个字一个字读，不止读一遍。我还带了一个本子，做了很多笔记。原来笔记本上几万字，后来发展到十几二十万字。我说我在地震棚里还在改写，感觉非常愉快。反正那时知识分子没什么事。我的一个同学在做木器。我绝不会考虑做这些事情。
上世纪80年代，思想领域重新活泛，喜欢突破常规的李泽厚立刻从厌恶陈腐说教的青年人那里得到了呼唤和回应。他的一位前同事向记者形容80年代李泽厚的风光：只要他在哲学所上班那天，办公室就塞满了全国各地来拜访他的人群。和他一个办公室的同事都挤不进去。中午去食堂吃饭，他后面跟着一二十人的队伍，浩浩荡荡。一个明显的事实是：80年代，他的书已经卖到几十万册，所有的书都有盗版。在当时一片舶来品的翻译潮中，他是本土学术明星。
1992年，李泽厚决定出国。当时批判我的文章超过了批判其他人的总和，我自己搜集了60多篇，据说一共有200多篇。李泽厚对记者说，而且是两面作战，一面是正统的左派，一面是激进的青年。前者批判我是崇尚个体、贬低总体，是存在主义；后者批判我是崇尚总体、贬低个体，是固守传统。
他去了美国一个小镇教书后，国内还给了他一个全国政协委员的职位。李泽厚很少回国参加政协会议，但他仍然非常关注国内。1996年，他在给朋友的信末问：京中、院中有何新闻、动态可告否？1993年，他回国20天，看到在去国的一年时间里，中国在发生变化：理发7元，走时才8角。洗澡3元，走时才6毛。上饭馆可以吃到鸡鸭鱼肉，小摊贩上的食品饭菜也并非完全不可以入口这些世俗的细节，微弱但温暖。
一个关心现实的学者的研究和思考，只有放在自己最熟悉之地，衣食住行最琐碎的涨落里，才最有生命力。以后我还要回来的。李泽厚说。此后，每年春夏之交到秋风渐凉，他都回北京住一阵，短则一个月，长则半年，直到2017年最后一次回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