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回家，又看到母亲坐在缝纫机前拿着竹尺在给父亲做衣服。如今，谁还在家里做衣服？没衣服就去商场买。多少年了，我很少再看见母亲坐在缝纫机前做衣服了。缝纫机早就放到了阳台的角落，量衣的那把竹尺也早已不见了踪影。
我坐在母亲身边，看着母亲手中的竹尺，笑着说：“小时候您用这把竹尺可把我打扎啦。”
“谁让你小时候淘气呢。”我笑了，母亲也笑了。
我小时候生活在关中农村，那时我们家是地主家庭，父亲在省城教书，家里只有祖父母和我们兄妹几个，母亲独自承担着家庭的重担。在那个讲阶级斗争的年代，像我们这样的家庭只能忍气吞声地生活，千万不敢惹乱子。母亲文化不高，但却对我们要求极严。吃饭时要先双手给大人端饭，家里来了客人要问话，不能浪费粮食等等。可小时候我很顽皮，经常闯下一些祸来，免不了招致母亲的训斥。母亲总爱用量衣的竹尺打我的手心，挨打后那种钻心的疼虽然当时让我呼天喊地，可总是好了伤疤忘了疼。
那时，我常常惹祸。比如打架了，对方的家长就会领着孩子来家里讨说法，对方走后，母亲就会让我伸出手来，抽打几下。再比如，逃学了，挨打是躲不过的。母亲每次打我的时候，我都憎恨地看着她，对她充满恨意，心想，长大后再也不认这个妈了。
母亲打我最狠的，就是嫌我偷东西。我那时嘴特馋，爱吃甜的、香的、油的。比如奶奶藏的糖果、点心，专门给爷爷奶奶蒸的白馍馍等，只要看到数量多，我就自认为偷吃几个没人看出来，可常常被母亲发现，免不了竹尺的教训。村里要是来了卖瓜果的，我就会和小伙伴们去偷拿。有一次，我偷了个西瓜抱回家，原以为母亲会高兴，想不到她阴着脸，让我赶紧把西瓜送回去。我嫌丢人，母亲扬起竹尺说，你现在丢人，长大了就不丢人了。我把偷回的西瓜送回去后，母亲又赶来买下了那个西瓜，那是母亲在那个夏天唯一用钱买回的西瓜。
在所有的挨打中，最让我刻骨铭心的是被冤打的那一次。
那次，母亲压在土炕竹席底下的三块钱不见了，母亲询问了哥哥姐姐后，就把怀疑的目光投向了我，说只要承认拿了并交出就不打。我百般辩解，母亲就是不信，可我真没拿呀。那时我知道，偷吃东西不要紧，偷钱可是犯法的，所以，我胆子再大也不敢偷钱。可母亲就认准是我偷的，非让我承认。那时，一毛钱能买8颗糖，三块钱能买多少东西啊。母亲见我不承认就开始打。受不了母亲的打，我就承认拿了钱，母亲问钱放在哪里。我先说放在屋外的墙角，又说藏在学校乒乓球案子底下，母亲见我一会说东一会说西，抽打的竹尺就像雨点一样落在我身上。我害怕极了，无助的我知道哭也没用，就索性猫着腰让母亲打。就在母亲不依不饶的时候，奶奶气喘吁吁地跑过来说钱找见了。原来，就在母亲逼问我的过程中，奶奶一直在母亲房间里找，终于在放柜子的墙角找见了钱。听到奶奶说钱找见了，我不再被冤枉了，委屈的我再也控制不住，“哇”地一声大哭起来。我没有想到，此时，母亲扔掉竹尺一把把我搂进怀里，半天才说：“妈不是心疼钱，是害怕你真学坏，妈错怪你了。”
从那以后母亲就很少打我了，偶尔犯错，也只是严厉的训斥。我就这样在母亲的养育和打骂中成长，但正是母亲这种看似有些不近人情的教育，使我幼小的心灵知道了什么是对错、美丑，明白了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也使那时我可能萌发的一点点恶念被及时掐灭。如今回想起来，如果没有当初母亲的管教，也许我会在小时淘气的基础上，继续向深渊滑落，也许，我就不会有今天所谓的一些成绩吧。
“妈，您那时打我就不心疼吗？”
“咋能不心疼呢，只是你小时候太淘气了，整天惹事，我不打你骂你，长大了就没人管得住你了，你就完了。”母亲回答我问话的时候，没有看我，仍是那样的平静。
“我没有文化，不会拿话教育你们，只想着拿这把尺子让你们有出息。”
我给母亲递上了一杯热茶，冲着母亲笑了。表面的平静下，我的心却被母亲这句话深深地震撼了。
世上没有不爱孩子的母亲，母爱胜过世间的一切爱。无论小时候母亲对我多么严厉，但留在记忆中的总是关心体贴的那一面。我很庆幸有这样一个严厉而明事理的母亲，她浇灌给我的是人间正道，让我有了立足社会最起码的道德修养。其实，在人的情感中，那些最有生命力的不是怨恨，而是对爱的深深感恩。
怀念母亲的竹尺，那是我人生的戒尺，也是我走向社会的标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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