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武侠小说到武侠电影、电视剧，我们总会看到许多将背景时代设定在明朝，在明代江湖上大显身手的主角们，与明朝的社会风气有密不可分的关系。明朝，并不是只有政治气氛肃杀的东厂、锦衣卫，在士大夫与平民阶层中所展现的，又是不同的风景。
明朝直到灭亡，都一直有着蒙古人、满洲人、日本人和流寇这四大外患隐忧，可说整个明朝一直都在与这些外患打仗，也导致整个社会军事气氛相当浓重。明朝也极为重视边区（云贵地区）开发，而开发就会与当地的居民起冲突，有冲突就有战争。
明朝因京杭大运河的兴建，让城市发展越发兴盛、商业发达，从明代小说《桃花扇》中的描绘，可以看出在大运河的发展下，明代士人很重视城市生活，广交居住在城市的友人、乐于花钱挥霍。这样繁荣的江南城市，也是明政府积极处理倭寇问题的原因。和蒙古人不同，倭寇直接搭船南下，长驱直入明朝最为繁华柔弱的地区。倭寇们擅于近身战、游击战，长长的倭刀（中国古代对日本刀或仿制日本刀的称唿）一出鞘，便是死伤无数，让居住在江南地区的士人从日常生活中，切身体会到官府需加强边防与个人需要习武防身的危机感。因为倭乱的关系，也刺激各个地方人士聘请习武之人，召集乡里平民一起学武自保。地方上的***，也加深了明朝尚武风气，从皇帝官员到下层百姓，无一不习武，无一不以有一身武艺自豪。
从隋唐时期建立的科举制度，经过漫长的时间发展，特别是形成八股文代圣立言的传统，已经变成禁锢考生思想的牢笼。而且庞大的科举压力，让这些读书人希望能跳脱科举的框架，想寻求不一样、充满刺激的人生，这就是明代士人的任侠心态。这些不甘于现实，又因考场落魄不得志的读书人因此纷纷走上习武的道路，成为除了科举考试外另一个出口、更是他们的生命追求。
由于内忧外患战事不断，明代士人一方面希望透过军事表现、战场功绩走上顺遂仕途，另一方面也期望透过习武获得的能力为国家安危尽一份心。翻开明史，许多带兵打仗的将领都是科举文人出身，从战术兵法规划到决策指挥都是文人。不仅如此，他们也相当推崇文武双修、知行合一的实践家与学问家。
像是明代儒学思想家王阳明，不仅有后世人所研究的阳明学，在军事上也有许多建树，平定江西乱事、擒获起兵叛乱的宁王，成为明代士人的武功典范与偶像。王阳明的墓志铭透露了他一生中各个阶段时期的喜好志向：初溺于任侠之习；再溺于骑射之习；三溺于辞章之习；四溺于神仙之习；五溺于佛氏之习。王阳明15岁时，跟随父亲至北京，并偷偷出长城观察蒙古人：宪宗成化二十有二年丙午，先生十五岁，寓京师。先生出游居庸三关，即慨然有经略四方之志：询诸夷种落，悉闻备御策；逐胡儿骑射，胡人不敢犯。
王阳明在28岁中进士顺利踏上仕途，但后来因宦官刘瑾专权揽政，王阳明被贬为贵州龙场驿丞，但之后平定江西、擒拿宁王等一连串功绩，让王阳明之后的官途相当顺遂，放眼整个明朝是个突出的例子，但绝不是特例。
除王阳明之外，明朝还有个想当大将军不想当皇帝的皇帝─明武宗。正德皇帝朱厚照，虽然史书上对他的评价毁誉参半，但换个角度看不也是追求武学、向往武侠的表现吗？
到明代后期，士人尚武风气已经到了不知兵为耻，甚至还会鄙视那些凭借一身武功，攀权附贵之人，将武功的标准提升到一个道德观感，对那些会几个拳脚功夫，就索要或是坐拥大官之位的人相当不屑。这些在茅元仪（明代大儒茅坤之孙）《暇老斋杂记》记载：当东奴（满洲）初起，朝廷求才之法虽不如宋仁宗十科取士之广，而士大夫亦以不知兵为耻或力能挽强，技能舞剑，无不挟所长，以游于贵人之门骤猎美官而去有拳勇之匹夫，而坐索大将。社会风气使然，造成用高标准看待习武求官之事。
由此可见，许多武侠小说作者选择明朝并非没有原因或道理，这样一个社会各个阶层都充满习武为侠的风气，从士人留下的书信记录都告诉后世，明朝就是这样一个商品城市经济繁荣却又让人不安，才造就侠气纵横的社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