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年前，我跟随支教团队抵达兰州。
支教时间不过短短两个星期，临行前的班会课上，模样小小的男孩、女孩抬起头问我：老师，我们说完了我们的梦想，那你的梦想是什么呢？
我曾无比坚定自己的未来，可在那一瞬间，我顿住自己的动作，失去了言语。因为找不到方向，所以我逃离至此。
回忆起年少时，父母总是很忙，隔三岔五的出差，我被理所当然地放到祖父身边照顾。彼时，祖父是镇上报社的老编辑，为人和善又写得一手好字，他教我读书、识字，以至于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别人问起我：你的梦想是什么？
我都会毫不犹豫地回答：和祖父一样。
听见这样的回答，祖父笑着告诉我：等你长大后，你会看见更多美好的东西，到那时你有了选择，就会知道什么才是你真正的梦想。
我似懂非懂地点点头，也没有继续追问。
高中开学后的第一个星期，学生会招新，我理所当然地加入校文学社，成了采编组的一名记者。为了博得关注，我擅自将被家访的贫困生家庭情况拍摄成照片并刊登出来，看着同学们相互传阅着报纸，互相讨论的样子，我可笑地沾沾自喜。
那个下午，男生在楼梯口拦住我，涨得通红的眼睑伴着脆弱的声音砸进我的耳蜗，他说：你不是一个合格的记者，因为你连基本的尊重都不曾给予受访者。
瞬时，那些自以为是的情绪被我关进了笼子，我认真地对那个男生道歉。没有头脑发热，没有满腔热血和情怀当道，我终于与自己不断坚信、不断否认的事实和解，我想靠近我的梦想。高考结束后，我填报了新闻相关专业。
到大学后，为了锻炼自己，我加入了学生会新闻部。那时的新闻部除了要负责校内的新闻拍摄，还需要与外界媒体联系，成为他们的联络员，为他们提供稿件。我学习到了许多专业知识，也发表了许多文章。
临近大学三年级，我义无反顾地加入考研队伍。在备考的那八个月里，我每天只睡五六个小时，早上七点钟不到就抱着书本等在图书馆门口，而晚上到了半夜仍在背诵政治。我在一个个沉默的夜渴望抵达光明。
出成绩的那一天，我没有太多的情绪波动，比照着往年的录取分数线，心安理得地觉得自己能被录取。谁知突如其来的缩招，录取人数骤减一半，我距离面试名额差了两名。在得知这个消息的那个晚上，我自半夜一直睁眼到了天明。像是突然被抽干了水分的植物，被暴雨打散了花瓣，在泥泞中伏下了茎干，我哭不出来，偏执于梦想被拦路折断，再一次找不到方向。近一年的准备时间变成了泡沫，我听不见他人对我的安慰，只是觉得自己是一个失败者。
彼时，毕业论文进入中期阶段，我浑浑噩噩地交了二稿，被指导老师批得一无是处。身处远方的朋友给我打来电话，问我：你还好吗？
我回答不出来，我不好，可我又不知道哪里不好，自己就像没有目的地的帆船，一路顺着海水溺了下去，失去光，失去声音，也失去言语。
我在低压里待了近一个月，察觉到自己停留在原地，失去了方向。偶然间在朋友圈看见学校的志愿者团队招募志愿者前去兰州支教，我鬼使神差地投了自己的简历，申请成为其中一员。我不知道当时自己究竟是什么想法，我只知道，我要离开。
在支教的小学里，我们照例展开了一个亘古不变的话题梦想，孩子们声音洪亮地说着自己的目标，无论有多不切实际，他们满眼都是光芒。我沉默着没有回答他们对我的提问，直到后来，我才有些自嘲地开口：老师的梦想好像走丢了。
教室安静了一瞬又再次沸腾起来。
走丢了，找回来不就好了。
对呀，只要坚持去找，总能再找回来的。
我低下头掩住自己发烫的眼，好像突然发现了前途的光亮，寻找到了前进方向。
我回到学校认真修改论文，将自己这四年的经历和荣誉做成简历。许是心思清明了，现实就变得柔软下来，它不再与我锋芒相对，未来和眼界也变得更为宽阔起来。
我拿到浙江省优秀毕业生和优秀毕业论文的那一天，心仪职位的录用信息也随之到来。我遵从自己内心的声音，成为一名采编人员，时间给予我成长，也让我沉淀。
记得入职前，我回了一趟老家，祖父拉着我的手去后院，成片的葵花田被摧毁，只剩下两三株向日葵依旧挺立着，它们叶脉清晰，追逐阳光。祖父告诉我，前几日的台风打落了大部分的花瓣，它们被连根拔起，甚至辗转成泥，但扎着根的那几株向日葵在太阳初升的那一瞬间又再度挺起了它们的头颅。
总是要在最绝望的时候，才能看见最美丽的风景。祖父最后这样说道。
我经历过迷茫，跌落过谷底，仍然坚持埋下头一小步一小步地走到了现在。有人说，梦想有翅膀，它总会自己回家，而我们需要做的就是在未知的岁月里邂逅期待已久的远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