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母去世早，每年清明节，在外地工作的大哥三哥两家人都要回凯里挂青，这也成为我们兄弟团聚的节气。我家兄弟四人两个在凯里工作，两个在平坝县工作。
父亲是镇远人，母亲是平坝县人。民国时期，父亲在平坝结识母亲，并带回镇远成了家。此后几十年，由于交通不方便，家境贫寒，母亲一直没有回过平坝老家。后来经过在平坝工作的大哥的努力，母亲终于回到平坝老家，与久别的姐姐重逢，到我早已去世的外公外婆坟前烧香叩头哭泣，了却了几十年对故乡和家人的思念之情。
父母在世时，每逢春节，在平坝工作的大哥三哥两家人都要回凯里与父母团聚。父母去世后，我们兄弟四人每年就改在清明节团聚了，大哥三哥工作再忙，也要赶回凯里挂青。
母亲离开我们四十年了，父亲也去世二十七年了，然而我依然时不时地与父母在梦里相见。父亲出生于辛亥***的1911年，一生经历坎坷，童年在氵舞 阳河学打鱼，青年走南闯北学厨艺，在平坝县学厨艺时认识我母亲。解放后，父亲被安排到镇远行署师范学校工作，在食堂做厨师。1956年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成立，不久州府从镇远搬迁到凯里，父亲也调到凯里师范学校担任厨师长，我们一家也从镇远县城搬来凯里居住。
父亲是凯里有名的厨师，一生热爱厨艺，崇敬厨艺，把厨师职业当作一生追求的事业来做，精益求精，仅豆腐就可以做成几十种美味佳肴。父亲曾经向我大哥说过他的一段鲜为人知的传奇故事：红军长征攻占遵义时，父亲在贵阳一个军阀家做厨师，同厨中有一个是中共地下党员，他接到地下党组织的指示，为红军秘密筹集粮食。他看我父亲为人正直，讲义气，就动员我父亲帮助他一起为红军秘密筹集粮食。后来，那位地下党员跟随红军北上抗日。新中国成立后，父亲才知道那位同厨是地下党员。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凡是州里召开大型会议，都要抽调父亲去主厨。那个年代，物资匮乏，做菜的品种较少，然而，无论什么菜料，经过父亲的加工烹制，都能色香味俱佳，客人吃了后，往往赞不绝口，纷纷打听是哪个厨师做的。在那个劳动人民很光荣的年代，父亲备受人们的尊敬，无论是校长还是教师、学生遇见我父亲，都很客气地招呼：杨师傅，你手艺高，做的菜真好吃。
解放后，母亲被安排在镇远城关的集体豆腐社工作。父亲调到凯里工作后，母亲为了照顾我们四兄弟，辞去工作来凯里做家庭主妇。由于父亲工资低，母亲就在家里给别人带小孩，换一点报酬补贴家庭生活。后来，凯里师范成立托儿所，母亲就到托儿所做临时工。
记得我小时候，有两件事情给我的印象很深，对我一生的行为习惯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有一次放学后我跑到学校食堂，父亲的一个同事看见我饿得可怜，就随手拿起一个刚出笼香喷喷又白又大的馒头给我吃。我欣喜地刚一接手就被父亲看见了，一巴掌打过来，一边夺走我手里的馒头，一边训斥道：你这不懂事的孩子，公家的馒头不能随便吃。我又痛又委屈。那位同事解释说：我看孩子饿得太可怜了，回头算在我的账上。父亲说：谢谢你的好意！但孩子不能惯坏。他这次得了，下次又来。从此以后，我就不敢去学校食堂，也懂得公家的东西是不能拿的。
另一次，父亲结拜的两个兄弟从老家镇远来，父亲做了一桌香喷喷的饭菜。好久没有闻到猪肉的香味了，馋得我直吞口水，等不及父亲宣布开饭，我就迫不及待地伸手夹起肉来吃，被父亲把肉从我的碗里夹回去，还被拍了一巴掌：你这不懂规矩的孩子，客人都还没有吃，你怎么就先动筷子了。我委屈得眼泪直淌。客人劝道：孩子小，不怪他，随他去。父亲说：这可不行，惯坏了，长大就更不懂规矩了。这以后，我就知道家里有客人，必须等客人先吃，小孩才能动筷子。
不敢说我的家教有多好，但是我们兄弟四家人都本分做人做事，个个平凡而健康快乐。这与父亲平时对我们的言传身教是分不开的。
父母的坟墓埋在凯里城郊不远的山坡松树林里。每年清明节，我们兄弟四家人在大哥的带领下，拿着锄头、镰刀、铁铲来到父母坟前扫墓，把坟头和周围茂密的杂草割掉，整理排水边沟，将坟墓周围打扫干净，用帕子把墓碑擦洗干净；砍来一根拇指粗的树枝，把兄弟四家买的四挂白飘纸系在树枝头，插在坟头上，然后依照习俗惯例，兄弟四家人一一在父母墓碑前跪拜叩首，寄托我们的思亲之情。
挂青结束后，兄弟四家人在一起聚餐，也是亲情温馨交流的美好时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