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苕，又名红薯、蕃苕，大江南北皆种植的农作物，一种入土即活、非常好养活的庄稼。
寒露节气一过，为了栽种胡豆、麦子，农人早出晚归地挖红苕腾地。红苕长在苕藤根部的浅土层中，如若是沙地，用手一扯，胖乎乎的红苕便顺手而出。
小时候，跟随母亲去坡地里挖红苕，母亲用锄头薅开苕藤，看到土地表层有裂缝时，母亲就会欣喜地说这蔸红苕很大。我不信，母亲一锄下去，果然挖出三四个壮壮的红苕。我问母亲哪练的火眼金睛，母亲说，土地表层裂缝大，红苕就大。大地果然有众多密码，只有经常接触它、亲近它的人才能破译。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红苕成为秋后一日三餐主食，吃得我们见到红苕就想吐，被伤害的胃至今还记它的仇。母亲的拿手活却是熬制红苕糖，这在那个缺吃少穿、喝糖精水的年代，真是个温暖人心的举动。
母亲在熬制红苕糖前会先生一小盆麦芽，待小麦刚出芽苞时，母亲便将洗净的红苕去皮，放入大铁锅里，加水，用熊熊柴火焖煮。煮后的红苕加水捣烂成羹状时，加入早先准备好的麦芽充分搅拌，待红苕羹里渐渐溢出清亮的糖水时，再用细纱布对红苕羹进行过滤；过滤出来的糖水放置柴火上文火熬煮，待糖水稠到起小丝的时候，类似未凝固的蜂糖，红苕糖便熬成了。
小时候，在寒冷的冬夜，我们一家人围在火膛边陪母亲熬制红苕糖。母亲慢慢地添加柴禾，糖水在大铁锅里咕嘟咕嘟地冒着气泡，狭小的厨房里便氤氲着丝丝缕缕的甜香。
时节是闲散的时节，日子是散漫的日子，母亲的心也跟着闲了下来，坐在火膛边，边熬苕糖，边和蔼地给我们讲故事。民间流传的莽女婿、类似聊斋的鬼故事，便在火光一闪一灭间笼罩着我们幼小的心灵，吓得我们不断地往父母身边缩。故事虽吓人，但因是母亲和煦地讲述，也变得温暖了，与她平时喝责斥骂时简直判若两人。
熬制红苕糖非常耗时。火大了，糖水粘锅，易糊；火小了，半天不起丝。故事讲完后，糖还没熬成，母亲就纳鞋底，或者打瞌睡。也不知她有没有真的睡着，常常从鞋底上抽出麻绳的一半停在手中时就睡了过去，头一点，又立即醒来，将另一半麻绳呼呼地拉完，接着又打瞌睡，如此循环往复。不过，她总能在一睁一闭间准确掌握火候，该添柴时添柴，该用勺搅拌糖水时就搅拌糖水，半点儿不误事。有时还会从柴灰里掏出几个煨红苕或煨洋芋，一阵手忙脚乱地拍去柴灰后，我们便狼吞虎咽地啃起那些外焦里软的红苕或洋芋来。
白天的忙碌，春夏秋的劳累，仿佛在那一刻都得到了温情释放，变成了宁静冬夜的美好序曲。
红苕糖熬制出来时夜已深，我们早已昏昏欲睡。母亲摇醒我们，用瓷勺舀了喂我们，在火光的映衬下，母亲的脸异常温暖、慈祥；甜津津的苕糖一入嘴，美妙的甜味儿浸润心脾，满足感如电流般立即遍布四肢八骸。这时，母亲还会在铁锅里留下少许苕糖，将柚子剥去外面硬壳后紧挨柚瓣的白色柚瓤放入糖水里煮，那才是我们熬夜等待的东西。煮熟的柚瓤绵软细腻，爽滑可口，一口咬下去酥得心都醉了。但糖水煮过的柚瓤太甜，不可多吃。母亲说，我们稚嫩的心经不起太甜东西的浸润，得多吃苦，苦尽才知真正的甘味。
母亲用土陶坛子装好苕糖，第二天，照例要给张奶奶、杨二婶及其他邻居各送去一小碗苕糖和糖水煮过的柚瓤。
张奶奶缺了门牙，每次我送去苕糖，她会立即取出勺子舀一勺抿在嘴里，微眯双眼享受苕糖的醇甜。过一会儿，杨二婶或其他邻居来还糖碗的时候，往往会提一箢篼萝卜或几颗大白菜，嘴里一直说着感谢或夸赞的话。母亲走出灶屋，边谦虚地应承，边接过他们送来的蔬菜。说着说着，话题很快又转移到过年猪、娃们的新衣裳、来年的化肥种子上面。家里的男人大声笑骂：还个糖碗都得半天功夫啊？这一来一去的赠和送，都甜甜地藏在那碗苕糖里了。
熬制红苕糖的主要目的是为了给孩子们切麭子糖（类似现在的江津米花糖）过年。即用密闭大铁罐爆出的爆米花，与红苕糖充分搅拌，待相互深度融合、裹挟后，再压实切成方块，用娃娃的作业本或废书报一包，放在下面搁进用生石灰密闭的土陶坛子里，随时取出来吃都是嘎嘣脆、甜津津的。
农村现在少有人栽种红苕了，即使栽种红苕也不会熬制红苕糖。
红苕糖是那个年代的温暖记忆，不仅慰藉了我们清苦的味蕾，还留给左邻右舍许多美好的回忆，给予我人生最初的甜蜜体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