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做了所有的准备，虽然自认为懂得许多，但我们还是没有准备好。自从初春父亲接受善终服务以来，他好像到达了一个新的、不完美但是还可以把握的稳定状态。靠着我母亲、她请来的各种助手及他自己钢铁般的毅力，他过上了数周的好日子。
8月6日早上8点钟，我母亲惊慌失措地给我来电话，说：他没醒来。作为曾经的一名医生，我母亲检查了他的瞳孔，瞳孔显示出麻药过量的特征。我们决定等待，等麻药过效。
三个小时后，她又给我打电话。她叫了救护车，而不是善终服务机构。他脸色都泛青了，阿图。当时她在医院急诊室。我母亲说，现在医生问要不要给他插管、静脉滴注维持血压、转到ICU。她不知道该怎么办。
一个人的生命走到尽头的时候，也就是做决定的责任转移到另一个人身上的时候。我们很大程度上已经为这一刻做好了准备，我们已经做过艰难的谈话了，他已经明确交代过他希望如何书写故事的结尾他不希望用呼吸机，不想受罪；他希望待在家里，和他爱的人在一起。
但是事情的发展却不遵循固定的方向，这对代理人的心智构成很大的困扰。我母亲的心都要碎了，但是我们交谈了一会儿以后，她认识到我们冒险走的路是一条下坡路，重症监护为他维持的那种生活绝对不是他想要的生活。她决定告诉他们不要插管。我给我妹妹打电话，她正好要上火车去上班。她也没有为这个消息做好准备。
怎么会这样？她问道，我们确定他不能回到昨天的状态了吗？
我说：看来不太可能。家庭所有成员对这类情况看法一致的情况不多。我第一个意识到我父亲已经走到了生命尽头，我最担心犯下延长他痛苦的错误。我把宁静终了的机会视为祝福。但是，我妹妹，特别是我母亲，觉得完全不确定他已经到终点了，他们最怕犯的错误是可能没有足够长地保持他的生命。但是，我们一致同意不让医院采取任何进一步措施让他心脏复苏，虽然希望渺茫，我们还是希望他可以坚持到我和妹妹赶过去见他。医院方面把他转移到一个单独的病房，我们两兄妹则查找航班。
那天上午稍晚，我在机场登机口等候的时候，接到我母亲的电话。
她欣喜若狂地说：他醒了！而且还认识她，他甚至敏锐到询问自己的血压情况。我为自己以为他不会醒来而羞愧。无论一个人有过多少见识，都无法预测自然。不过，更重要的、我不断想着的是：我要去他身边。他甚至可能再活一些日子。
结果，他只活了4天。我来到他床边的时候，发现他对于在医院醒来既警惕又不高兴。他说，谁都不听他的话。他醒来后痛得不行，但是医务人员怕他再次失去知觉，就是不给他足够的镇痛药。
到凌晨3点时，我父亲终于受够了。他开始大声喊叫，要求他们给他取掉静脉注射，让他回家。为什么你们什么都不做？他吼道，为什么你们让我遭罪？他已经痛得语无伦次了。置身旨在不惜一切代价保证活命、除此之外不知道该怎么办的医院，他明白自己永远说了不算。
我们安排医务人员把上午的药给他、停止吸氧，并停掉针对肺炎的抗生素，让我们带他走。到上午10点左右，他已经躺到自己的床上了。
他把我一个人留下来，反复对我说：我不想受苦，不管发生什么情况，答应我不让我吃苦好不好？
这做起来比表面看起来艰难多了。例如，仅仅尿尿就是一个问题。一个星期以前，瘫痪进一步加重，表现之一就是他尿不出来。他还能够感觉到膀胱胀尿，但是怎么样都尿不出来。我把他扶到卫生间，帮他转过身子，坐到马桶上。他坐在那儿，我站在一边等，半个小时过去了。他坚持说会出来的。他试着不去想这件事，指给我看几个月前他在劳氏买的马桶座圈。他说，那是电的。他极其喜欢，因为它有喷水冲洗功能和烘干功能，这样就不用别人帮他擦屁股，他可以自己照顾自己。
他问：你试过没？
我说：没。
他微笑着说：你应该试试。
他还是一点儿都没尿出来，但他的膀胱开始痉挛。他痛得呻吟起来，说：看来你得给我导尿了。善终护理护士对此早有预料，已经送来了导尿用具，并对我母亲进行了培训。但是我已经给我的病人做过上百次了，于是我把父亲从马桶上拖起来，把他弄回床上，动手给他导尿。这个过程中，他一直紧闭着双眼。谁会想到自己会有这一天呢？终于，我把导尿管插了进去，尿一下子奔涌而出。那一瞬间的舒畅感无疑是强烈的。
即便在他生命最后的几天，我母亲也没判断失误过。当病情允许他考虑身体基本要求以外的东西时，他就会如饥似渴地抓紧机会享受一些小小的乐趣。他还能够享用某些食物，吃的过程惊人得顺畅。对于没完成的事，他作出指示。他仅剩下了最后一点点能够把握的生命，对此，我们也为之痛苦挣扎。我们可以帮他延长一点儿生命吗？
然而，我记得我对他的承诺，并按计划每两小时给他一次吗啡。我母亲虽然很焦虑，但还是同意了。有好多个小时，他就那么静静地一动不动躺在那儿，发出咕噜咕噜的呼吸声。然后是好像要永远持续下去的悄无声息，直到一个新的循环重新开始。
我们都习惯了。他双手交叉放在肚子上，平和、宁静。我们好几个小时坐在他的床边，我母亲读着《雅典信使报》，喝着茶，担心我和妹妹有没有吃饱。此时此刻，能陪在父母身边，是最让我觉得安慰的事情。
在他临走的倒数第二天下午晚些时候，他出了一身大汗。我妹妹提议给他换衣服、擦洗身体。我们把他抬起来，让他身体前倾，采取坐姿。他失去了知觉，像一具尸体。我们想把他的衬衣从头上拉下来。这个工作不好做，我努力回忆护士的做法。突然，我意识到他的眼睛睁开了。
我对他说：嗨，爸。他只是睁开了一会儿眼睛，观看情况。他的呼吸很艰难。
他说：嗨。
他看着我们用一块湿布给他擦洗身体，给他换上了一件新衬衣。
你痛吗？
不痛。他示意我们他想起身。我们把他抱到轮椅上，推他到面向后院的窗前。后院里有花、有树，在这个美丽的夏日，院子里洒满了阳光。看得出来，他的神志渐渐清楚起来。
后来，我们把他推到餐桌边。他吃了一些芒果、番木瓜，喝了点儿酸奶，还吃了药。他一言不发，呼吸正常，沉思默想。
我问他：你在想什么？
我在想怎样不延长死亡的过程。食食物延长了这个过程。
这话我母亲可不爱听。
我们很高兴照顾你，拉姆，她说，我们爱你。
他摇摇头。
我妹妹说：很难受是不是？
是的，很难受。
我问他：如果可以的话，你是不是更喜欢睡过去？
是的。
你不想像这样醒着，感觉到我们，跟我们在一起吗？我母亲问道。
有一会儿，他没有说话。我们等待着。
我不想经历这个。他说。
父亲在生命的最后一天体验到的痛苦并不完全是身体上的药的镇痛效果很好。他只有睡着的时候才是平静的，醒着的时候他无法平静。既然生命在逼近极限，那么，他希望他的故事的最后几行是安宁。
在他最后一段醒来期间，他要求见孙子孙女们。他们没在那儿，所以我给他看Ipad上的照片。他的眼睛睁得大大的，笑得很开心。他细致地看每一张照片。
然后他又陷入了昏迷，他的呼吸每次停顿二三十秒。每次我确信已经结束了，结果发现他又呼吸起来。这种状态持续了好几个小时。
最后，下午6点10分左右，当时我母亲和妹妹在交谈，我在看书。我注意到他呼吸停顿的时间比过去长。
我说：我想他已经停止了。
我们来到他身边。母亲握着他的手，我们全都默默地听着。
呼吸声再未响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