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父亲在我心目中，是严厉的一家之主，有着绝对的权威，是靠出卖体力供我吃穿的人，是我的恩人，也是令我惧怕的人。父亲板起脸，母亲和我们弟兄四个就忐忑不安，如对大风暴有感应的鸟儿。
那时妹妹未降生，爷爷还在世，但他已老得无法行动了，整天躺在炕上咳嗽不止，但还很能吃。全家七口人高效率的消化系统，仅靠吮咂一个三级抹灰工的汗水。
父亲是个刚强的山东汉子，从不抱怨生活，也不叹气。父亲的生活原则是万事不求人。
我常常祈祷，希望父亲抱怨点什么，也唉声叹气。因为我听一位会算命的邻居老太太说过这样一句话：人人胸中一口气。按照我天真幼稚的想法，父亲如果唉声叹气，就会少发脾气了。可父亲就是不肯唉声叹气。这大概是父亲的命。
我替父亲感到不幸，也替全家感到不幸。但父亲发脾气的时候，我却非常能谅解他，甚至同情他。一个人对自己的命是没办法的。别人对这个人的命也是没办法的。我们天天在吃父亲，难道还不允许他对我们发点脾气吗？
父亲第一次对我发脾气，就给我留下了终生难忘的印象。一个惯于欺负弱小的大孩子，用碎玻璃在我刚穿的新衣服背后划了两道口子。父亲不容分说，狠狠打了我一记耳光。我没敢哭，却委屈极了，三天没说话。在挤着七口人的面积不足十六平方米的空间内，生活绝不会因为四个孩子中的一个三天没说话而变得异常。
第四天，老师在教学课上点名，要我站起来读课文。那是一篇我早已读熟的课文，但我站起来后，许久未开口。老师和同学们都用焦急的目光看着我。我不是存心要丢班级荣誉，而是读不出来。其实我心里比我的老师和同学还焦急。
你怎么了？为什么不开口读？老师生气了，脸都气红了。我哇的一声大哭起来。
从此，我们小学二年级三班，少了一名老师喜爱的领读生，多了一个结巴磕子。我口吃的毛病，直至上中学以后，才自我矫正过来。但此后，我变成了一个慢言慢语的人。因此，有人说我很成熟，有人说我胸有城府。而在需要据理力争的时候，我往往又成了一个结巴磕子，或是一个理屈词穷者。而父亲从来也没对我表示过歉意。因为他从来也没将他打我的那一记耳光和我的口吃联系在一起
母亲属羊，性格也像羊那么温顺，完全被父亲统治。如若反过来，我相信对我们几个孩子是有益处的。母亲是一位农村私塾先生的女儿，颇识一点文字。
中国贫穷家庭的主妇，对困窘生活的适应力和耐受力是极可敬的。她们凭着一种本能对未来充满憧憬，期望孩子长大成人后都有出息。我的母亲在这方面的自觉性和自信心，是高于其他许多母亲的。
关于出息，父亲有他独到的理解。
一天，吃饭的时候，我喝光了一碗苞谷面粥，端着碗又要去盛，瞥见父亲在瞪我。我胆怯了，犹犹豫豫地站在粥盆旁，不敢再盛。父亲却鼓励我：盛呀！再喝一碗！父亲见我只盛了半碗，又说：盛满！接着，用筷子指着哥哥和两个弟弟，严肃地说：你们都要能吃。能吃，才长力气！你们眼下靠我的力气吃饭，将来，你们都是要靠自己的力气吃饭的！
我第一次发现，父亲脸上呈现出一种真实的模样，一种由衷的喜悦，一种殷切的期望，一种爱。我将那满满一大碗苞谷面粥喝下去后，还勉强吃掉半个窝窝头，这都是为了报答父亲，报答父亲脸上那种稀罕的慈祥和光彩。尽管我撑得很难受，但我心里很幸福，因为我体验到了一次父爱。我被这次宝贵的体验深深感动。我以一个小学生的理解力，将父亲那番话理解为对我的一次教导，一次具有征服意义的教导，一次不容置疑的现身说法。我心领神会，虔诚之至地接受这种教导。从那天起，我的饭量变大了。我觉得自己的肌肉仿佛也日渐发达，力气也似乎有所增长。
老梁家的孩子，一个个都像小狼崽子似的！窝窝头、苞谷面粥、咸菜疙瘩，瞧，一顿顿吃得多欢，吃得多馋人哟！这是邻居对我们家的唯一羡慕之处。父亲引以为豪。
我十岁那年，父亲随东北建筑工程公司支援大西北去了。父亲离家后不久，爷爷去世了。爷爷去世后不久，妹妹出生了。妹妹出生后不久，母亲病了。哥哥已上中学，每天给母亲熬药，指挥我们将家庭乐章继续奏下去。
我尽心尽力地照料妹妹，希望妹妹是个胆大的女孩。父亲三年没探家，是打算积攒一笔钱。他虽然身在异地，但仍然企图用他那条万事不求人的生活原则遥控家庭。
要节俭，要精打细算，千万不能东借西借
父亲在求人写的每一封家信中，都不忘对母亲谆谆告诫一番。父亲每月寄回的钱，根本不足以维持家中的开销。母亲彻底违背了父亲的原则。我们家房顶开门，屋地打井的自力更生的历史阶段，令人悲哀地结束了。我们连心理上的所谓穷志气都失掉了
父亲第一次探家，是在春节前夕。他攒了三百多元钱，还了母亲借的债，剩下一百多元。
你是怎么过的日子啊？每封信上我都叮嘱你要省吃俭用，可你还是借了这么多债，你带着孩子们这么个过法，我养活得起吗？父亲对母亲吼。他坐在炕沿上，当着我们的面，粗糙的大手掌将炕沿拍得啪啪作响。母亲默默听着，一声不吭。
爸爸，您要责骂，就责骂我们吧！不过，我们没乱花过一分钱。哥哥不平地为母亲辩护。我将书包捧到父亲面前，兜底儿朝炕上一倒，倒出了正反两面都写满字的作业本，几截手指般长的铅笔头。我瞪着父亲，无言地向父亲申明：我们真的没乱花过一分钱。
你们这是干什么？越大越不懂事了！母亲严厉地训斥我们。父亲侧过脸，低下头，不再吼了。许久，父亲长叹一声。那是从心底发出的沉重负荷下泄了气似的长叹。那是我第一次听到父亲叹气。我心中突然对父亲产生了一丝怜悯。第二天，父亲带我们去商店，给我们兄弟四个每人买了一件新衣服，也给母亲买了一件平绒上衣
父亲第二次探家，是在三年困难时期。
错了，我是大错特错了！父亲细瞧着我们几个孩子因吃野菜而水肿不堪的青黄色的脸，迭声说他错了。
你说你什么干错了？母亲小心翼翼地问。
父亲用很低沉的声音回答：也许我十二岁那一年就不该闯关东我猜想，如今老家的日子兴许比城市的日子好过些。就是吃野菜，老家能吃的野菜也多啊
父亲要回老家看看。如果老家的日子比城市的日子好过些，他就将带领母亲和我们五个孩子回老家，不再当建筑工人，重新当农民。父亲的这一念头令我们感到兴奋，也给我们带来希望。
野菜也好，树叶也好，哪里有无毒的东西塞满我们的胃，哪里就是我们的福地。父亲的话引发了我们对从未回去过的老家的无限向往。母亲对父亲的话很不以为然，但父亲一念既生，便会专执此念，任何人也难以使他放弃。
母亲很有自知之明，便预先为父亲做动身前的种种准备。父亲要带一个儿子回山东老家。在我们他的四个儿子之间，展开了一次小小的纷争。最后，父亲做出决定，庄严地对我说：老二，爸带你回山东！
老家之行，印象是凄凉的。对我，是一次希望的破灭；对父亲，则是一次心理上和感情上的打击。
老家，本没亲人了，但毕竟是父亲的故乡。故乡人，极羡慕父亲这个挣现钱的工人阶级。故乡的孩子，极羡慕我这个城市的孩子，羡慕我穿在脚上的那双崭新的胶鞋。故乡的野菜，还塞不饱故乡人的胃。我和父亲路途上没吃完的两个掺面馒头，在故乡人眼中，竟是上等的点心。父亲和我，被故乡那种饥饿的氛围促使，竟忘乎所以地扮演起衣锦还乡的角色来。父亲第二次攒下的三百多元钱，除了路费，东家给五元，西家给十元，以见面礼的方式，差不多都救济了故乡人。我和父亲带了一小包花生米和几斤地瓜子离开了故乡到家后，父亲开口对母亲说的第一句话是：孩子他妈，我把钱抖搂光了！你别生气，我再攒
这是我第一次听到父亲用内疚的语调对母亲说话。母亲淡淡一笑：我生啥气呀！你离开老家后，从没回去过，也该回去看看嘛！仿佛她对那被花光的三百多元钱毫不在乎。
但我知道，母亲内心是很在乎的，因为我看见，母亲背转身时，眼泪从眼角溢出，滴落在她的衣襟上。
那一夜，父亲叹息不止。两天后，父亲提前回大西北去了，假期内的劳动日是发双份工资的父亲始终信守给自己规定的三年探一次家的铁律，直至退休。父亲是很能攒钱的，母亲是很能借债的，我们家的生活，恰恰特别需要这样一位父亲，也特别需要这样一位母亲，正所谓对立统一。
在我记忆的底片上，父亲愈来愈成为一个模糊的虚影，三年显像一次。在我的情感世界中，父亲愈来愈成为一个我想要报答而无力报答的恩人。报答这种心理，在父子关系中，其实质无异于溶淡骨肉深情的缓释剂。它将最自然的人性、最天经地义的伦理，平和地扭曲为一种最荒唐的债务。
父亲第四次探家前，我到北大荒去了。之后的七年里，我再没见过父亲。我不能按照自己的意愿和父亲同时探家。在我下乡的第七年，连队推荐我上大学。那已是第二次推荐我上大学了。那一年我已经二十五岁了。
我明白，录取通知书没交给我之前，我能否迈入大学校门，还是一个问号。连干部同意与否，都至关重要。我曾当众顶撞过连长和指导员，我知道他们对我耿耿于怀，因此我忧虑重重。几经彻夜失眠后，我给父亲写了一封信，告知父亲我已被推荐上大学，但最后结果尚难以预料，请求父亲汇给我两百元钱。我还告知父亲，这是我最后一次上大学的机会。我相信我表达得很清楚，父亲明白我为何需要这么多钱。可信一被投进邮筒，我便追悔莫及。我猜测父亲要么干脆不给我回音，要么会写封信狠狠骂我一通。按照父亲做人的原则，他绝不能容忍他的儿子为此用钱去贿赂人心。没想到父亲很快就汇来了钱，两百元整，电汇。汇款单的附言栏内，歪歪扭扭地写着几个错别字：不勾（够），久（就）来电。
当天，我就把钱取回来了。晚上，下着小雨。我将两百元钱分装在两个衣兜里，一边一百元。我双手都插在衣兜，紧紧捏着两沓钱，先来到指导员家，在门外徘徊许久，没进去。后来到连长家，我鼓了几次勇气，猛然推门进去了。我支支吾吾地对连长说了几句不着边际的话，立刻告辞，双手始终没从衣兜里掏出来，两沓钱竟被我捏湿了。
我缓缓地在雨中走着。那时候一个声音在我耳边响起：老梁师傅真不容易呀，一个人要养活你们这么一大家子！他节俭得很呢，一块臭豆腐吃三顿，连盘炒菜都舍不得买这是父亲的一位工友到我家对母亲说过的话，那时我还年幼，虽然长大后忘了许多事，这些话却始终铭记在心。我觉得衣兜里的两沓钱沉甸甸的，像两大块铅。我觉得我的心灵那么肮脏，人格那么卑下，动机那么可耻。我走出连队很远，躲进两堆木料之间的空隙，痛痛快快地大哭了一场。我哭自己，也哭父亲。父亲为什么不写封信骂我一通啊？一个父亲的人格的最后一丝光彩，被儿子抹去了，就如同一个泥偶毁于一摊脏水。而这摊脏水是由儿子泼在父亲身上的。这是多么令人悔恨、令人伤心的事啊！第二天抬大木时，我坚持由三杠换到二杠负荷最重的位置。当两吨多重的巨大圆木在八个人的号子声中被抬离地面，当抬杠深深压进我肩头的肌肉，我心中暗暗呼应的却是另一种号子爸爸，我不，不
那一年，我如愿上了大学，连长和指导员并未从中作梗，还把我送到了长途汽车站。和他们告别时，我情不自禁地对他们说了一句：真对不起他们默默对望了一眼，不知我说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那个漆黑的、下着小雨的夜晚，将永远地保留在我记忆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