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夏天，我第一次以工作人员的身份走进联合国总部大楼，成为联合国开发署的一名实习生。
2016年4月，离我毕业只剩一个月的时候，新浪派了一名摄影记者跟拍我在联合国总部实习的日常。4月的纽约春寒料峭，我带着摄影师穿过第一大道走向秘书楼，他在我面前一边倒退着拍摄一边问：为什么要来联合国？
我反问他：你觉得呢？
他放下相机说：多数人选择联合国只为一个原因高端大气上档次啊。
的确，这里代表着名气和权威。
记得我正式领到工作证，入驻联合国办公那天，恰逢第七十届联大开幕，元首高官们接二连三地被保镖们护送进来，在里三层外三层的摄影机面前，面带微笑地和拥挤的人群站在一起，慢慢观看墙上的展览。
在受到经济危机波及之前，联合国的工作稳定，收入体面，有着全世界独一无二的工作福利。负担子女从幼儿园到大学75%的学费，包括那些最贵的私立大学；工资无须缴纳美国个人所得税；持专属联合国护照。
不过这些诱人的条件，与并未计划久留的我没什么关系。
在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国际组织，弱势群体并不是官员们唯一且最关心的。各国为社会公义而在此联合，国与国对利益的竞争却是无处不在的。
我第一次跟着同事参加联大会议，便是在那可怜的叙利亚小男孩陈尸海滩引起举世哗然之后，大会紧急召集各国讨论叙利亚的难民危机。会议在历史悠久的托管理事会会议厅召开，镶着白蜡木的墙壁上有一组引人注目的雕像，一名妇女双臂高举，放头顶的小鸟飞去。
我问同事这是什么寓意。
她说，托管理事会曾经用来管理前殖民地国家，这雕塑乃希望他们在联合国的帮助下实现独立，从而无限制地飞向更高处。
会议进行得有条不紊，荧幕上难民们从夹杂着哭声和尖叫的偷渡船上争先恐后地跳下来，与暖气充足的会议厅里平静的气氛形成鲜明的对比。
我和同事当天带去了一部用虚拟现实（VR）技术拍摄的纪录片，讲述一名十二岁的叙利亚女童在难民营里不乏童真的日常生活。这片子由几位好莱坞和纽约的制作人操刀，在全球巡展的过程中，让人身临其境的新技术唤起了公众对难民的关切。然而在这个会场，大家连九分钟的片子都没时间看完，却在用三小时侃侃而谈。
当马拉拉带着脖子上的伤疤站上联大会堂的主席台时，某位妇女署的高官却因为相关推特没有@他而在半夜大发雷霆。
点开联合国官方网站，跳出来的第一句话是：欢迎来到联合国，您的世界。
这里到底是谁的世界呢？
结束拍摄那天，我发着三十九摄氏度高烧，站在东河河畔与这名年轻记者告别。他问：片子你要不要先挑？
我摆摆手，新闻摄影，轮不到我说话。
他笑了：真的？说不定我可以帮你磨磨皮，拉拉腿。
我说：万万不可，以后老了回首，仍然希望能看到一段货真价实的回忆。
每周我要写两篇工作日志，汇报工作进度和学习收获，上司看过后对我说，你让我们对社工这个专业产生了很大好奇。春天正式开始的时候，她与我一同来到阿姆斯特丹大道1255号，与一百多名社工学生和教授讨论，本专业如何代表边缘群体在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进程中发声。
教授N对我说，你把一颗新的种子带进了联合国。这才是你这次实习的重大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