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个曾经的学生捧着花，用久违的称呼喊我杨老师好。刹那间，感动、感慨，夹杂着百花井小巷的各种香扑面而来，那也是我的青春啊。
多年前，我大学毕业，在合肥一所中学做历史老师。
我所有的大学同学都是老师，因此，关于职业的选择，我没有犹豫，也没想过其他可能。
那时的寿春中学在百花井的一条小巷里。
事隔十多年，我仍记得巷口清晨鸡蛋灌饼的香，巷尾夏天中午凉面的鲜爽；它们在记忆中，和巷子里来回穿梭的孩子们的身影，清脆的老师好的叫声组成套餐，直至今天，每当我路过类似的小巷，还是会连锁性地想起。
第一年，我带六个班。
第二年，变成八个，即全年级。
历史老师，上午总是很清闲，而下午，则奔波在两栋楼，办公楼与教学楼间，奔波在不同班级的教室里。
我最喜欢上课前，站在教室门口做短暂停歇的瞬间，如果这时正赶上眼保健操，我就能得到更大的心理缓冲
即便一堂课上八遍，每上新的一遍，我还是会紧张，这紧张倒不是怯场，是亢奋，是逐渐进入状态，我总像面对一场演出似的，先凝视台下的观众，不，学生，在脑海中把即将要说的话全部过一遍，再走进去，喊起立坐下，开始一堂新的课。
日后，我改行，再后来，以写作为生，常出席各种活动，做各种演讲。
我仍迷恋即将上台前短暂的紧张，好几次，我捏着话筒，偷偷告诉自己：来，杨老师，我们上课吧。
我的学生可爱至极，六百多个孩子，我都能叫出名字；但我还是在课堂上，被他们气哭过一次。
那是一年的12月13日南京大屠杀纪念日。
我先上了十五分钟课，介绍背景、做铺垫、渲染气氛，再播放纪录片影碟。
黑白电影的画外音严肃、悲怆。
可是课堂上还是有人把这当儿戏，笑了起来。
我走过去，制止他，而笑声并未立刻停止，大家被笑的人吸引，视线从纪录片上转移，叽叽喳喳，我忍无可忍，竟当场哭了起来。
这半是因为场面失控导致的情绪失控，半是因为对自己授课水平的怀疑：难道我对大屠杀的介绍不足？气氛渲染的火候不当？
总之，课是没法上下去了，纪录片继续放，我离开教室，由课代表代为监督。
但两天后，轮到下一堂课，我再走进这间教室，却惊呆了。
黑板中央挂着一大朵手工制作的白花，像清明节参观烈士陵园时做的那种，但比那还大；黑板上写着：纪念南京大屠杀死难者，杨老师，对不起。
学生们表情肃穆，真的像在烈士陵园，上一堂课笑的人站在墙角，脸冲着白花，做道歉状。
据说，我哭着离开课堂后，他被全班同学围攻，也哭了。
俱往矣，这些都成为笑谈。
几乎每个后来和我联系的学生，都会提到这件事儿。
哈哈哈，杨老师，你被我们气哭过呢！
哈哈哈，杨老师，听说，你在八班被气哭过？
所谓后来，分不同时段。
2003年，我考上北京一所大学的研究生，离开合肥。
此后，一些学生和我保持联系，我们分别用QQ、MSN、微信聊着，分享彼此的成长。
另一些学生，我们不断在微博、豆瓣、人人网，发现彼此。
有时，我回到合肥，会在街头巷尾碰到以前的学生；有时，他们中的一些人会出现在我的活动现场。2015年，我在安徽图书城签售新书，六个曾经的学生捧着花，用久违的称呼喊我杨老师好。刹那间，感动、感慨，夹杂着百花井小巷的各种香扑面而来，那也是我的青春啊。
前几天，我来上海出差，和几个学生聚餐。
我比他们大十岁，如今，他们也成为职场的中坚力量，大多数已有自己的家。
一个学生，叫卫青，他说：杨老师，你还记得吗？初中时，你上到汉代将军卫青那一课时，让我上台去讲，那一刻，我第一次知道什么叫自豪。前不久，我真的去了卫青墓，在他的坟前，我流泪了，想起当年上讲台的自豪，觉得不能辜负父母给我起名的初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