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年前的月亮是不是像铜钱一般大小，是不是很像朵云轩的纸笺，有晕染的古意，我全然不记得了。我的记忆和梦一样，都是黑白居多，而且片段，就像我们现在所做的广播，零零星星的一些碎片。
李娜便是这样一个儿时伙伴，中青年各自飘零后又有所联系的故人之一。最后一次见她也有快十年了，不知道她的模样是不是有所变化。而这十年，她的人生在她时不时传过来的流水日记中已经全然颠覆，她如堂吉诃德一般做着徒劳的抗争。
儿时的朋友就那几个，连我记忆极不好的妈妈都个个记得。李娜是个白净也文静的女孩，细细的眼睛，一笑就眯起来，鼻翼处仿佛有个淡淡的痣，梳一条中规中矩的马尾。她是在人堆里不出挑的那种，但是与她单独相处时，便会觉的舒服，没有压力的那种。
我那时候一味的张狂，无论是说话写字，还是穿着打扮，都有种不惊人死不休的做派。但李娜对我从来都是表扬，无论怎么样的出格她都会找到合适的理由，以至于我很长一段时间只叫她“天下第一拍”。因为她拍得真心实意，所以我被拍得熨帖畅快。
她学习比我强，尤其学数学不怎么费劲的样子。我能怎么办呢？只好写点奇谈怪论，做点另辟蹊径的法子好不让人小瞧了。相比我和柳商的友情似乎更牢固一些，也是因为我们对学习的反叛来得更彻底一些。高中时我们逃学去爬华山，偷偷自己办小报，彼此互通一点小秘密等等，那时节，李娜在做什么？好像把她忘了。
再建立起联系到了上大学之后，我和李娜都在太原。尽管如此，那个时代通信还是比腿勤快，我在她的信里，认识了她的几个颇具个性和经历的舍友。李娜仿佛冷静的旁观者，别人轰轰烈烈谈恋爱，她勤劳做着画外音，不夸张，不议论，如此我已经一惊一乍。记得有一年元旦，天气阴沉，欲雪不雪的样子，我收到她的贺卡，上面写着：绿蚁新醅酒，红泥小火炉。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很切景的一张卡片。那是我第一次见到白居易这首诗，顿时觉得自己无知。李娜学的中文，我学的会计，只觉得她愈加风雅，我则更加鄙俗，但我从来不说。我愿意继续做李娜眼中的充满个性不甘落输的那个人。
李娜有两个哥哥，二哥是个沉默的人。假期回家我见过几次，额上有一个很显眼的痦子。突然有一天，李娜告诉我，二哥离家出走了。我大惊，他那样明显的特征会完全消失在人海里吗？但是这个沉默的年轻人从此真的杳无音信，一张纸条都没留下。最初几年每每谈起，我总会问问有没有二哥的消息，后来也就忘了。想起多年前我写的：“李娜淡淡的，柳商懒懒的”，我以为她真的淡到心里，我真傻，真的。
李娜的家事现在想起来很复杂，但是在自己身边的往往不觉得。这些年想起来，才慢慢领会到她的心里该藏着多少伤痛（父亲自杀，二哥出走，母亲暴躁），只是因为脸上的波澜不惊，我只记得她的开心果作用，忘记了她也是个普通女孩。多年后她在《齐鲁晚报》发表“妹妹找哥泪花流”，怀念走失的二哥，我才知道她原来已经把伤口刻在心上。
毕业后上了班。有一阵子我在穿着上很妖娆，记得一次和李娜相跟，我穿一件无袖紧身短上装，她说，你就像《围城》里的鲍小姐，我也不以为忤，哈哈大笑。其实鲍小姐“局部真理”的日子我也没坚持多久，现在回忆，却有种洗尽铅华的感慨。
李娜毕业分配到了侯马，书信也一直往来，那时也就说说感情问题。很快我们都到了婚嫁的年龄，一忙乱，断了联系。再后来，她跟随夫家到了山东。李娜的人生从此开始了大逆转。
在山东的生活，因为我连旁观者都不是，只能经由她的转述。我发现自己慢慢平和了下来，李娜却进了快车道。她要求进步，在意身份，一心一意要做个主旋律的人，做个要求进步的人。但是一场车祸使她的努力回到起点。
最近这几年，我开始为她担心。她的状态在她的叙述中是一种坚持，在我看来多少有些“我执”。她坚持戴党徽，坚持写日记，为此已经遭到同事或上级明确的反对甚至侮辱，依然不改；她坚持把自己的一些看法建议写成万言长文到处寄发，但回应者寥寥，甚至刻意躲避；她坚持贴钱干工作甚至花光了家中的积蓄；恶劣的生存环境让她时刻有朝不保夕的危机感……我越来越无法想象今后她将面临怎样的生活。
她每天把流水日记发给我和其他一些朋友，这样的坦荡我认为自己下辈子也做不到。尽管日记事件显然已经引起她的上司的足够的反感，但我发现因为时空的隔膜，劝她已经是一件遥不可及的事。因为有那么多的经历我没有见证，我无法说你这样不对，你应该那样。
每个人的人生就像一部滑梯，曲曲折折到了中年，已经势不可挡。我遥望李娜，只能虚弱地祝她平安。
